永春县高甲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跟着父母演出的孩子在后台看戏。 本报记者　林熙　摄

永春县高甲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演员在候场。 本报记者 林熙　摄

　　永春县高甲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演员在化妆。本报记者林熙　摄

　　永春县高甲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演员受邀在石狮祥芝镇中心渔港演出。本报记者林熙　摄

戏里的人演得怎样？戏外的人看得如何？故事里的事有多精彩？故事外的事有多曲折？近日，记者深入调查，带您一起探寻闽南乡村戏曲市场的风云。

戏剧艺术与礼俗仪式

尽管有着相对稳定的市场需求，但同业竞争、成本高涨、中介盘剥等因素，不断加剧乡村剧团的生存压力。其结果是，剧团不断压缩成本，演出质量每况愈下。

“我们团前后台演职人员配置了40多个，而大部分民间剧团不过20来人。个别民间剧团只有七八名演职人员，依然能够上台演出。”康志祥说，许多民间剧团出于成本考量，极力压缩演职人员数量，导致一人分饰多角现象时有发生，壳仔弦、大广弦、月琴、台湾笛等传统“四大件”乐器演奏无法保障，淡化了芗剧的艺术特色，降低了戏曲观赏性。

与此同时，民间剧团几乎失去了剧目原创生产能力。“基本没有人在写剧本了，民间剧团要么用观众看腻了的陈年本子，要不东拼西凑，相互抄袭。”龙海市戏剧（芗剧）研究所所长康志星说，从剧本创作到排演一出新戏，至少需要数万元的成本，但演不了几次，便会遭遇同行剽窃。由于当前芗剧版权保护基本为空白，维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诏安潮剧圈，情况也类似。沈镇辉说：“几乎所有的民营剧团都依靠盗版录像带来生产剧目，从导演、音乐、剧本到表演，都是戏剧录像的山寨版。”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剧团在舞台包装与噱头制造上，越发大手笔。

“几乎所有的民间剧团都花重金配备了LED电子屏幕，以取代传统人工布景。但滚动屏幕时，经常出现黑幕故障或背景画面与剧情不相匹配的情况，譬如剧情是灵堂场景，背景却是山水风光。”康国祥至今坚持人工布景，在他看来，现代技术对芗剧舞台的过度介入，将导致其失去原汁原味。“三五步走遍天下，七八人百万雄师”等传统戏曲程式应该得以坚守。

更加让老芗剧人无法接受的是演出中不得不穿插歌舞表演作为前奏。“为了调动演出现场氛围，曾有芗剧团试水在开场前加入现代歌舞表演。岂料反响不俗，于是乎渐成潮流。是否有歌舞表演，竟成为村庄请戏时考量的一大指标。”龙海明月歌仔戏剧团团长曾白云坦言，自己并不喜欢这样不伦不类的表演形式，但为了迎合需求，不得不聘请舞蹈老师为演员们教授印度舞、新疆舞等舞蹈。而这已经成为当地乡村戏曲市场不可避免的规则。

让曾白云感到无奈的是，对于这些变化，大多数农村观众显得无动于衷，似乎并没有人关心演出水准是否在降低。

“请戏的人已经不看戏了，更多只是为了完成一种民俗仪式。许多村社的理事明确说，只要戏金低、场面够热闹就好。”曾白云出生于芗剧世家，一家三代演戏，她尤其怀念芗剧兴盛的上世纪80年代，“村民铺上草席，摆上茶水点心，席地看戏，不少戏迷为看一场戏走上十多公里山路。但如今，芗剧大多是演给神明看，台下的观众只剩下老人，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早年看客兴致勃勃地讨论剧情的场面不再。”

诏安电唱潮剧团，正是产生于“请戏的人不看戏了”的大背景下。

63岁的诏安县白洋乡人沈钖钦是新兴电唱潮剧团团长。38岁那年，他受到铁枝木偶配音戏的启发，成立了乡里的第一个电唱潮剧团。“在诏安，普通潮剧团被称为大班，电唱团则被称作是哑巴戏、人肉木偶。二者有着同样的演员构成与舞台装置，但电唱团取消了现场乐队，后台播放唱片录音，演员在台上对嘴型。”沈钖钦说，由于演出费用低廉，电唱团大受广东市场欢迎，“我们家父子三个一共运营着3个电唱剧团，每个团15人、每年演出100多场，单场戏金三四千元。”

而今，诏安潮剧电唱团已演化为一种独特的表演形态，全县数量超过200家。在潮汕地区，大班与电唱团分庭抗礼，平分农村演出市场。尽管沈钖钦强调，除了对嘴型，大班与电唱团别无二致。但多年来，关于“电唱团表演拙劣、侵害版权”的质疑，从未停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