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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肃中国足坛的声音已经持续很多年了,直到今天,中国足坛贪腐的盖子才算被一点一点掀开。其实,此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证据,早已昭然若揭。只不过那时候证据都不能算作证据,因为没有司法介入。

现在司法终于介入了,我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说早就看不惯的那些事儿了。从下到上,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群体,就像周久耕戴名表抽“九五至尊”那样,足坛这群人身上刺目的特征实在是太多了。

反赌扫黑的风暴是顺藤摸瓜,从几支小球队和一群小喽啰身上开始的,那么就从他们说起。

足球食物链底层的没有底限

球员代表:杜斌、沈刘曦

特征:队中主力,带头大哥,没啥文化,追名逐利没有底限,最擅长别有用心的失误。

在中国足球肮脏的食物链中,球员处在最底层。虽然出现在反腐名单中的只是两个无名小子,但他们遭遇代表了这个群体的悲哀——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就拿杜斌来说,他成长在青岛市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这个城市向来有足球之城的美誉。

对于一个踢球的孩子来说,杜斌成长在一个最好的年代,职业联赛看上去生机勃勃,青岛一直有顶级球队存在,他顺利成为一名职业球员,虽然远不如郝海东,但对于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孩子算是能赚大钱的人了。

可惜杜斌也成长在一个最坏的年代。没人把踢球当成一种事业,拜金的气氛始终在他们周围存在。刚进一队的小孩子就懂得去奢侈品店购买名牌,车子房子女子都要最好的,没有心灵滋养,没有职业操守,一切无非是为了活着。

杜斌挣到了今年一线职业球员的薪水,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不得不到同城中甲球队海利丰屈就,又很不幸地遇到了一个比他更喜欢金钱并且把足球当筹码的老板,杜斌成了老板手里一个卑微的棋子。

老板下了赌注,命令他往自家的球门里踢,杜斌只能去做。这个时候他已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男人,为了生计,他不会去反抗,也无力反抗。

于是,杜斌的命运就这样随着这个足球的时代沉沦了。

在一个人能控制的范围之内,足球运动员作出了最坏的榜样。他们虚荣,每次集体出行都变成LV包大展示;他们好色,还记得安琦的拉链门和“深圳六君子”嫖娼吗?他们贪婪,再多的薪水都不够,所以把自己的球队变成赌球的工具;他们傲慢,拉帮结派自以为能控制一切;他们丑陋,世界上最低级的失误都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出来……所以,该被抓起来的又岂仅仅是杜斌和沈刘曦两人?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可能进去的球员很少,因为他们只是“小鱼”。而曾经的那群“鱼”正在渐渐从江湖退去,大多数人算得上是全身而退,并且可以享受着足球带给他们的丰厚物质基础。但是,当他们面对自己的儿子,或者在某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希望他们能想起“道德”、“追求”这样的词。

我们也只能向前看,珍惜更新的一代还依旧清纯的眼神,比如邓卓祥在要被替换下场时,对主帅高洪波作出恳求的手势:让我罚完这个任意球。他眼睛里诉说的,是真正属于足球的真情。


老板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

老板代表:杜允琪、许宏涛、王珀

特征:腰缠万贯,假装神圣,善于包装,暗中渔利,肆无忌惮,最擅长的就是操纵比赛拿黑钱。

今年,篮管中心前主任李元伟出了一本书,在谈到运作男篮职业联赛的过程中,他说自己最担心的就是来路不正的投资者,因为貌似慷慨背后可能隐藏着阴谋,过度的热情说不定就是心怀叵测。

在足球圈里对钱从来都是不设防的,所以王珀才能靠着自己包装的老板身份行走足坛多年,毁了好几支队伍,成为祸害足坛的一大败类。

这个骗子其实没什么新鲜的路数,但也许足坛的人太爱钱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所以才让他有了骗钱的广阔天地。

第一招,把自己暧昧地说成是有路子的人,这其中江湖传说包括和某王姓大领导是亲戚,是某大领导的干孙子,手里有的是钱,人脉通天,负责搞定一切。所以才被那些缺钱的俱乐部当成了救世主。

第二招,把自己说成是有追求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足球的热爱,以一颗赤诚的心投身到这伟大的事业中。

第三招,把自己搞成绝对权威,以严肃队伍纪律为名,一进俱乐部就大搞整风、清除异己,其实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先控制球队再控制比赛,把球队变成渔利的工具。

老板比球员坏,最坏的是在于他们的欺骗性更大,他们给自己戴的帽子更高,不少人成为一个城市的知名人物,成为领导的座上宾,只因为他们“热爱足球,愿意为足球事业做贡献”,更有人借投身文体事业为名,在当地还获得了政策支持。

但这些人制造出了最恶劣的比赛,比如匪夷所思的海利丰“吊射门”。这些人制造了最坏的社会影响,比如陕西球迷就曾“跪求”王珀别再祸害陕西足球。这些人制造了最坏的国际影响,比如国力洋帅卡洛斯就是被王珀一手挤走的,这个外教至今都难以忘记王珀给他造成的伤害。在这些所谓老板的一手策划下,足球失去了公平和正义,只剩下虚假和无耻。好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好在法律面前没有游戏可言,只有冷冰冰的铁窗、手铐还有未知的幽闭岁月,来惩治他们曾经的狂妄和伪善。


“黑衣法官”原来约等于黑暗

裁判代表:陆俊

特征:身穿黑衣,貌似威严,吃喝拿要,来者不拒,沽名钓誉,最擅长的是在球场上乱断葫芦案。

想操纵比赛,收买裁判是最可靠的途径之一,等陆俊进去了之后,大家才发现,原来所谓的金哨,早被金钱给腐蚀了,连灵魂都跟着腐烂了。

在中国足坛,裁判是个肥缺,这几乎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比如在一个寻常的饭局上,一群人提到某位已经退役的裁判,其中一个人漫不经心地说,他那些年可是赚了不少钱。其他人会说,那可不是,这小子真是赶上好时候了。

这些人谈论的“好时候”,其实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从有职业联赛的那一天起,围绕着冠军和升降级,都会有不少场决定性的比赛,胜负牵扯着生死存亡金钱名誉,裁判在其中能发挥的作用可想而知。

关于陆俊,有他劣迹的记录从1998年就开始了。1998年3月24日,《羊城体育》报道了当年3月22日甲A联赛第一轮广州松日队主场对大连万达队的比赛。文章称:对比赛中大连队得到的那个点球,松日俱乐部赛后一直耿耿于怀。俱乐部副总经理利彪希望记者在文章中反映此球是裁判的误判,并揭露称“赛前这位主裁判收了客队20万元现金,希望新闻界予以曝光”。文中所说的这位主裁判,就是陆俊。

另据媒体报道,到2004年12月,陆俊共主哨甲A联赛158场,中超联赛12场,加上1991年和1992年的甲A场数以及全运会、足球锦标赛、中国足协杯赛,陆俊在中国足球顶级赛事中担任主裁判的场次肯定超过200场。这么多场次的比赛,铸就出了中国的一个金哨,更铸造出了一个贪婪的蛀虫,一个身价千万的大富豪。

陆俊的故事,就好像是一种畸形的传奇,一个精明的人在乱世中靠着所谓的技巧,在心照不宣的哨声中找到了最好的生存之道,他一点儿都没有浪费自己的资质,上能维护好领导,哨能吹得“外行人看不出猫儿腻”。不仅能帮俱乐部办事,也能按照领导的既定方针定胜负。吃喝的脚步遍布祖国各地,还捎带着走出国门混进了亚足联,还吹了次世界杯决赛圈比赛,这样的“奇葩”也真多亏了他脚下那片独具特色的绿茵场,在这里足球真规则都是瞎掰,靠得住的是金钱关系人情交易种种见不得光的潜规则。

结果也是必然,他从此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不知何时才能重新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沐浴明媚的阳光。


中层干部变成了黑社会混混

代表人物:蔚少辉、李冬生、张健强、范广鸣

特征:国家干部,徇私枉法,傲慢张扬,吃喝拿要,雁过拔毛,最擅长的是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

继续顺着食物链向上,到了领导层面了。说起来也真好笑,你听说过人称“四哥”的领导么?

确实有一个人在江湖上被称为“四哥”,那就是香港著名的演员谢贤大叔,可人家是个演员,人家演了很多很符合“四哥”这个称呼的角色。可是一个堂堂的国家干部,经常要带着国足的将士们外出征战,却被“四哥”、“四哥”地叫来叫去,这是什么做派?这是黑社会的做派。难道蔚少辉真的觉得自己是江湖老大吗?

也许是权力让人忘形,蔚少辉真忘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甚至比那个香港“四哥”更像一个演员,他戴着一样昂贵的手表,穿着一样昂贵的名牌,做事前呼后拥,生怕人家不知道他是个人物,说话咋咋呼呼,生怕人家不晓得他还有点思想。更好笑的是他演出的戏码比电影还精彩,自从他进去之后,网上到处流传着他把国脚带到机场的高级名表店,把一块相中的手表戴在手腕上要人家给他买的故事。这其中有多少演义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起码有一点:“四哥”戴的名表穿的名牌,肯定不是拿他的工资买的,他家里那成堆的LV包包,只能证明这个人品位的低下和足球圈购物视野的狭窄。

很多年前就有人瞅不惯蔚少辉秃头风衣墨镜以及鼻孔朝天的扮相,也早有人断定这个“四哥”迟早得进去。据说在南勇和杨一民被抓之后,蔚少辉瘦了很多,见到记者就打探着相关消息,已经到了惶惶不可终日的程度。他被抓的时候可能连他自己都舒一口气: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剩下的无非就是交代问题而已。

蔚少辉的问题肯定不仅仅是向国脚索贿那么简单,作为国足的领队,关于他带领国脚搞走教练杜伊的事外界早有耳闻,最令人感到愤怒的,是这个人穿着国家队的队服却从来没把国家的利益当作一回事,他的胆子未免太大作风也未免太嚣张了。

蔚少辉,嚣张的国足领队;张健强、李冬生,掌握裁判大权的人;范广鸣,假球的牵线人。所谓的中层干部,已经完全把足坛当成了江湖,把权力当成了满足私欲的工具,把上下级关系搞成了吃喝玩乐吹吹拍拍,把搞足球变成了搞钱,是谁纵容了他们,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足协领导谁比谁更黑

代表人物:谢亚龙、南勇、杨一民

特征:国家干部,业务差劲,作风野蛮,出手豪阔,为所欲为,最擅长公开胡说八道暗地猛赚黑钱。

很多细节都在证明这个领导层的堕落。

有一个朋友坐火车回老家安徽,在软卧的车厢里遇到一个男子,这个男子梳着背头态度倨傲高昂着头颅。与众不同的是,在封闭的属于四个人的车厢里,这位男子竟然毫不顾忌地抽起了香烟,完全无视车厢里还有其他人的存在。

我的朋友后来终于想起来,这个男人是足协的副主席杨一民。

基本修养缺乏是足球圈普遍的毛病,即使这位副主席戴着眼镜,在北京体育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一开始也算是有为青年,但屁股决定脑袋,权力改变了一切。

权力改变了南勇,并给予他胡说八道的勇气。2009年的12月12日,他在接受央视中国足球反赌专题节目采访中说:“现在打赌反假的行动,实际上是治标,我们还要治本,从根上解决这一问题……不仅仅要解决表面上的问题,还要解决深层次的问题。”今年1月5日,他还高调宣称:“远离假赌黑,只要参与早晚被发现,首恶必除。”而现在关于他的传说包括随身携带600万的信用卡、南家菜馆、莫名其妙被蒸发的几千万爱福克斯赞助费。

权力改变了谢亚龙,他的堕落是从昏庸开始的,这个对足球一知半解的人,却勇于做出最不可思议的判断,闪电般更换国字号的教练,使得外战成绩一塌糊涂。“叉腰肌”的发明成为国人皆知的大笑话,在下课的怒吼声中眨巴着眼睛强作威严。一个昏官伴随着失败的耻辱被一次次定格。而现在我们又不得不面对他的贪婪,当初谢亚龙是开着普及版家庭轿车来足协上班的,最后却开着豪华越野车走了,这是我们看到的。坊间最新消息称,谢亚龙的事儿很大,大得让办案人员都吃惊,这是我们听到的。到底这个小眼睛男人都有什么大手笔,现在还不得而知。

在谢亚龙被抓之后,一位足球工作者愤怒地说道:“他从来对中国足球都没有感情,始终不在乎中国足球的未来。”

中国足球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其实早已经被这样一个贪婪的群体毁掉了。

当一个又一个足球工作者陷落,当不知道还有哪位足球工作者将陷落的时候,回顾这一切,作为一个旁观者所感到的只能是痛心二字,其实这些人的身上,都有着显著的不正常特征,球迷和媒体也早就发出了愤怒的声讨,可惜在漫长的10多年里,司法介入一次又一次与足坛擦肩而过,导致这个群体向着更黑的深渊。

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机会,我们失去的还有应该属于绿茵场的公平正义。我们享受不到真正的胜利,却品尝到了最痛楚的失败。

所以,耻辱是属于每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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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专电 (记者 郑小龙)昨天随国安在长沙备战金德,一篇暗指自己为进国足行贿南勇的报道让张辛昕非常愤怒:“这简直就是污蔑。”

最近中国足坛的反赌打黑势头迅猛,继南勇之后谢亚龙也被警方带走,国内有报道称一名Z姓国脚向南勇行贿,换取了进入国家队的机会,报道中有暗指张辛昕有可能就是Z姓国脚的嫌疑,并表示曾准备向张辛昕求证此事,但张辛昕并没有接听电话。

昨天,正在长沙随国安备战金德的张辛昕的手机成了热线电话,不少朋友和亲戚都打来电话询问,这让张辛昕很是不解和愤怒:“不知道这样的报道是什么意思?从文章里看就是摆明了说我,为什么可以写出这样不负责的报道?这样的传闻和报道已经是诽谤,我没有接他电话就证明我有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只能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适当的时候搜集证据进行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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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者自清,崔大林深知这个道理。

本报讯 (记者 孙永军)昨天第11届全国极限运动大赛在浙江湖州举行,刚退休的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现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崔大林在“协查风波”后首次公开露面。

近日,随着前足协官员谢亚龙、蔚少辉、李冬生等3人被警方立案侦查,外界一度传言崔大林被警方请去“协助调查”。对于外界传闻,崔大林前些天通过新华社记者辟谣:“我真不知这又是谁造谣,我在北京好好的,我从来就没有被警方请去协助调查。”崔大林还表示,看到网上不实报道后他既生气又无奈,甚至问了刘鹏局长,所谓的总局回应是怎么回事。“我希望你们找总局相关部门核实此事,看看我到底出没出事。”

昨天的极限运动开幕式,崔大林身着黑色休闲装,现场宣布比赛开赛。他在赛前还简短地接受了采访:“极限运动不仅仅只体现在轮滑、攀爬等项目上。伴随着城市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极限运动的项目将会不断扩充,最终将在全国范围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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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亚龙之后,还有没有“大鱼”落网?这个问题目前暂时还没有结论,但综合各种信息显示,南勇、蔚少辉已经交代出不少球员行贿的信息,其中不乏国脚。一位内部人士昨晚分析道,或许国脚将成为下一步侦查重点。“如果哪天爆出有国脚前往沈阳协助调查,千万不要惊讶。”

昨天,从沈阳传来消息,谢亚龙、蔚少辉和李冬生已经被正式批准逮捕。而谢亚龙的涉案罪名为受贿和泄露国家机密。尽管泄露国家机密罪的内容还不得而知,但从辽宁公安厅传来的消息称,在担任足协一把手期间,谢亚龙利用职务之便,从相关企业和个人手中收受数量惊人的赃款。

至于谢亚龙的受贿来源,除了像爱福克斯这种和足协以及各级国字号相关的企业外,另外当然包括一些球员的个人贿赂。一位了解到内情的人士透露,谢亚龙绝非像外界所说那样,“南勇等人不带他玩”,“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足协大多数报告、文件都要一把手签字的,谢亚龙要安排个人,办点事,还不容易?”

据悉,向谢亚龙行贿的球员中,包括了一些边缘国脚,其目的自然是希望能在国字号中谋得一席之地。这位知情人士表示,“你想想看,谢亚龙主管这几年,入选国家队的有多少人?足足有100多个,其中多少是滥竽充数的?这在以往简直不可想象。”

最近几天,不少国脚之间开始频频互动,打听消息。事实上,长期担任国足领队的蔚少辉,手头掌握了数量更多的球员行贿的信息。这位知情人士表示,“蔚少辉这个人物非常重要,只要是球员要想向上行贿,基本都得通过他。”只要蔚少辉打开“话匣子”,将会有更多球员卷入其中。“接下去估计很快就会有球员到沈阳报到。” 本报记者 徐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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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足协的头儿高健被警方带走了,广州市足协的头儿谢志光“失踪”好几天了,专案组还要陆续到一些地方补充取证……如果说前有南勇、后有谢亚龙,这些曾经的中国足球领军人物渐次落网,带给足坛的是一种广义的震撼效应,那么最近专案组的行动轨迹越来越向地方靠拢,反赌扫黑的大形势也越来越趋于细化,带给足坛的则是另一种人人自危的深度恐慌。在这种背景下,记者发现,足球圈的采访对象比以前普遍好找也容易沟通了,他们的手机几乎24小时保持畅通,生怕因为联系不上而让外界产生误会;更有甚者,一位前国脚还摆酒向记者“倒苦水”,只求“手下留情”。从南方到北方毫无地域上的差别,日常和中国足球打交道的记者们,近期几乎同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找人容易了。无论是各地足协的领导,还是那些有头有脸的现役或退役裁判、球员,哪怕是在比较不合时宜不礼貌的时间拨打他们的电话,手机一般也都处于忠实的开机状态,对方也往往接听很及时、态度很友好。

是因为足球的名声臭了“点儿”低了,导致从业人员失去往日的威风都夹起尾巴来做人了吗?这只是极小一部分因素,最主要的是在通讯极度发达的信息社会里,让手机保持正常开机、自由接听的状态,确实是证明机主状态正常和人身“自由”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我才打过我们足协秘书长的电话,还真不是成心探他的口风,20日中国足协不是要把地方足协、俱乐部的领导召集到北京开会,说世界杯、奥运会预选赛的事吗,我就是想问问他19日坐哪班飞机,想跟他搭伴一起去采访一下,结果被他天南海北地扯了好一阵,连早饭喝了豆浆、中秋节要吃螃蟹都说到了,生怕我不知道他说话方便、生活秩序正常似的。”

一位外地同行讲的这则趣事,放在眼下根本不是特例。另一位同行也有类似滑稽的见闻,只不过主角换成了某支中超球队有国脚身份的主力后卫:“这周末中超有比赛,我去队里就是赛前的常规采访,找他也是随便问一下伤好了没有,这一场能不能上,结果跟我好一通表白,说他当初进国家队没送过钱,有没有别的力量出于什么目的运作他不知道,别人送没送过钱他也不知道,这些话一口气说下来像是背台词,看来早就想好了。”

最新的动态是连开机接电话都有点小儿科了,一位北方籍前国脚本周三晚上竟然没缘由地在一家很上档次的海鲜酒楼摆了一桌,约请包括当地记者在内的一些“好朋友”,席间讲了他从小时候学踢球到在足球圈站住脚的诸多不易,也说了很多肝胆相照的话。

这顿饭表面的目的是畅叙友情,更深层的目的也不言自明,不过据当时在座的一位“饭团”成员说,这位球员在小酌之后说的那番话确实挺动情,也挺能代表当下足球圈的集体心态,大致意思是假如中国足球整体很肮脏已经成了共识,那么上到中国足协当官的,下到在地方俱乐部梯队学踢球的小孩,在这个大染缸里的人其实谁都不可能保持绝对的高标准干净,那么在这种时候,谁被叫去协查甚至锒铛入狱都很正常,真做过什么事怕也没有用,只是不管最后到底有多少人承担责任、受到惩罚,这场噩梦还是快点结束的好,否则成天到晚人心惶惶,连想“痛改前非”翻到新一页的机会好像都没有,这样时间长了,对中国足球恢复元气又是另一种打击。


崔大林协查风波后

首次公开露面

本报讯 第十一届全国极限运动大赛18日在浙江湖州举行,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崔大林宣布比赛开赛。此次现身湖州也是崔大林自“协查风波”后首次公开露面。

近来,随着中国足球假、赌、黑治理行动的继续,前足管中心官员谢亚龙、李冬生、蔚少辉三人被立案侦查后,有传言宣称前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被警方请去“协助调查”。对此,新华社记者随后曾联系过崔大林,对方在电话里否认了这一传闻,表示从来就没有被警方请去协助调查。

在当日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崔大林宣布比赛开赛。中国极限运动协会主席刘扶民、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王渡等一同出席。

来自全国各地的滑板、直排轮、小轮车和攀爬项目的200多名顶尖极限高手将参加15个项目的比赛,比赛为期两天,其中18日为预赛和新人赛,19日为决赛。

李彤被协查受谢亚龙牵连

耐克公司中国体育市场总监李彤已经结束了协助调查,前晚,他从沈阳返回北京。李彤因何被协查?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他是受到了谢亚龙的牵连。

到现在为止,李彤已经两次协助警方调查,第一次时间很短,当天上午去,下午就回来了,还不到一天。第二次时间比较长,普遍的说法是,本月8日李彤来到沈阳协助调查,直到前晚,他才被放出来。

李彤协助调查,最开始的时候,人们认为他应该与南勇、杨一民案有关。事实上,实际情况绝不仅限于此。昨晚,一位知情人士分析:“李彤被协查应该和谢亚龙有关,因为两人当年在总局科研所的时候关系就非常要好,警方询问李彤应该是问当年谢亚龙的一些事。”这位人士有些担心:中国足协正联系其他的合作赞助商,如此一来,这些客户能否知难而进还是个未知数。李彤结束调查,也给外界透露出一种信息:警方已经掌握了谢亚龙涉案的主要证据,李彤虽然结束调查了,但警方并不担心这些相关人员会“串供”,由此也可以看出,谢亚龙的案子和其他涉案人员确实不一样。在今后的时间里,凡是在谢亚龙当政的时候与中国足协有过合作的公司高层到沈阳“被协查”并不算意外,这种事情可能随时都会发生。

半岛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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