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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90年代，当代的政府绩效评估出现了一种民众导向的治理趋势。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政府对待公民要像企业对待顾客一样，以满足顾客的需要为重要的价值取向

传统人治模式导致了我国行政文化的权威人格取向

自从有了政府，针对政府合法性与约束官员的监督制度就出现了。就中国而论，这种官员的考核制度是建立在儒家的仁政王道、“天下为公”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上的，其基本的约束机制是用道德教化来引导官员，乃至化育万民。在传统政治制度的设计思想上，人特别是官员应该是建立在“内圣外王”基础之上的贤能之士。因此，道德自律就自然代替了外部的主动监督和约束，人们习惯于通过增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以慎独内省的方式达到提高素质和能力的目的。同时，这样一种政治文化自然也就演变为人治模式下的行政过程，缺乏对制度的遵从，更缺少监督人、制约人的机制。

这种传统人治模式导致了我国行政文化的权威人格取向，官员的话就是制度、法律，下级或民众也不可能去对上层或政府官员的行为做出任何评判，同时，长期以来的“畏官”心理也使得民众不敢去对政府行为做出评议，长此以往，民众对政府、对官员的依附顺从心理和对政治的冷漠也就逐渐成为了习惯。

传统的自律性绩效评估模式是专制体制的一种自我优化和自我矫正机制。但必须看到的是，这种政绩评估是期望通过绩效评估来改进激励机制、竞争机制、监督机制和责任机制，属于政府运行机制优化的范畴。从系统组织整合理论角度看，这种运行机制的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一些管理体制方面的缺陷，但由于运行机制是在人治体制基础上发挥作用，政府绩效评估的作用和效果也是有限度的。离开了现代民主和法治的制度环境，任何绩效评估都无法实现社会对政府进行监督和评判的目标。

因此，建立以民主和法治基础之上的现代绩效评估制度，就必须克服和消除传统的行政文化的消极影响和制度性障碍。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评估主体缺乏多元性。由于对权威型的行政文化以及党管干部的人事制度，使得政府绩效评估的组织责任由党政主要领导者承担，这就必然产生一种官方主导的自评模式，特别是基层政府，群众参与基本上流于形式。第二，评估活动采取锦旗竞赛的运动模式。由于缺乏有效的规范和监督，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实践多数是应付上级检查的各种各样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容易受到领导人个人意志的支配，“只唯上、不唯实”。第三，缺乏客观有效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这一方面集中体现在片面的将经济指标作为衡量政府绩效的唯一标准，受传统行政文化的影响，道德廉能仍然是绩效评估的核心，同样也为各种潜规则的运行提供了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