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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1975年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的第三天，即1月20日，就会见了日本前国务大臣保利茂一行，坚决贯彻由毛主席定下来、周总理领导实行的中日友好的方针。邓小平指出：“中日关系不从比较高的政治角度来考虑是不行的。”自从2月1日分工主管外事，一直到被再次打倒之前的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批示“小平专管外事”期间，邓小平坚持全面整顿，倾心外交事务，4次接见日本政要和文化访华团。1977年8月再次恢复领导职务后，他着力于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和国内经济政治的改革，成为中国内政外交的“总设计师”。他洞察一切，根据国内国际的特点对外交战略进行调整，一如既往地关注中日关系，力促中日友好条约的签成。邓小平自1977年至完全卸去领导职务（1990年）的十四年间，会见日本政要、经济文化、民间等访华团97次，5次与其他外宾会见中谈及中日关系问题；两次访日；6次为中日友好题词。他还多次指示和专门阐述对日外交大事，甚至还亲自撰文论及。

1978年10月下旬，邓小平出访日本，参加交换中日和约批准仪式，这是二战后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领导人。10月23日，邓小平参加互换批准书仪式后，会见了天皇裕仁，表示两国要永远和平友好下去，在欢迎宴会的致词中，邓小平表示，我们的任务并未告终，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任重而道远；邓小平拜会和看望了曾为中日关系作出宝贵贡献的日本老朋友，参观了日本企业和乘坐了新干线超特快列车。在记者招待会上，邓小平回答了中外记者关心的问题，表达了他谙练深邃的思想。邓小平在日期间，为日产汽车公司题词：“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为君津钢铁厂题词：“中日友好合作的道路，越走越宽广，我们共同努力吧！”为松下电器产业公司题词：“中日友好，前程似锦”。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意义十分深远，它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建构提供了政治基础和法律保证，为中日此后的经济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政治保障条件；它为我国对美外交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在尔后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维护地区的安全环境，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石。为此，邓小平付出了最富个性的努力，表现了最有魅力的睿智，做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矗立起中国外交史上的不朽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