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制衡就能根治腐败且只有西方那一种分权模式?

仅靠分权制衡并不能包治腐败病症，分权也不限于西方那一种模式。应当说，相对于专制和集权，分权制衡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飞跃，对有效监督和制约权力能够发挥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实际的分权制度设计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制约权力以及治理腐败的效果也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分权完全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模式。理论上，从分权的多少来看，可以有二权、三权、四权甚至无限多;从各权力之间的结构来看，可以是平衡的、对称的，也可以是不平衡、非对称的;从权力间制约的方式来看，可以是双向的，也可以是单向的。从分权实践来看，西方三权分立是一种影响比较大的模式，但并非只有这一种模式。孙中山先生就曾提出过“五权”模式，并仍在我国台湾实践着。如果从权力结构来看，西方国家间的三权模式也存有差异。

对于分权的趋势，我国也在积极探索之中。党的十七大就提出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新三权模式。需要说明的是，要是和西方三权模式相比，十七大的三权模式更像是一个一般模式，而西方三权模式则是特例。在西方三权模式中，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分别主要行使决策、执行和监督权(职责)。决策、执行、监督三权模式不仅在国家或政府适用，在企业和公民社会组织中也可以适用。例如，现今的股份有限公司就普遍采用这个模式，董事会、经理人、监事会分别主要行使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责(权)。

当然，分权体制也存在一些弱点，比如，行政成本提高(或纳税人负担加重)，可能影响决策和执行的效率，更严重的是弱化国家，甚至被利益集团所操控。美国政府迟迟不能对华尔街实施有效的监管，其背后就有利益集团的因素。所以，分权也是一个复杂问题，应高度关注的是分权能否实现其目的并抑制其副效果。此外，不同国家完全可以根据各自国情，作出不同的分权模式选择。

总之，尽管民主、分权等对策在治理腐败上有一定作用，但不能夸大，更不能绝对化。另外，对于民主、分权的分析也应当全面，而不应片面化和简单化。只有这样，才能扬其利而抑其弊。此外，这些议题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一定要慎而又慎。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要想较为彻底地解决上述关于反腐败的一些误读，就必须要直接回答如何才能成功反腐败的问题。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