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国政府纷纷动用国家力量介入市场、透过强化社会政策鼓励消费、刺激经济之际，王建勋先生却旗帜鲜明地反对学习福利国家，反对通过国家来满足公民的基本医疗和教育需要(南方都市报昨日A23版《福利国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看罢王先生的文章，我不得不钦佩他坚持个人信念的勇气。
王先生反对福利国家的观点和推理很简单、通俗：国家提供福利，不是免费的，因为国家不挣钱，要靠税收过活，而税收来自纳税人，因此，要国家提供福利，就等于自己多纳税，没有便宜可占，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也。而且，因为官员可能贪污，国家提供福利和服务的成本很高，所谓“政府低效率”是也。更恐怖的是，人心险恶，国家提供福利和服务会带来福利依赖，所谓“福利养懒人”是也。应该说，这些都是社会福利和福利国家反对者惯用的论调，没有任何新意，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研究者早已对这些论调做出了有力的驳斥。更重要的是，金融海啸下的全球经济状况似乎也在为反驳这些论调提供现实基础。
王先生文章令我思考的，不是他反对学习福利国家的逻辑，而是为什么王先生能在贫富差距悬殊、弱势群体庞大、基本公共服务缺失、金融海啸累及民生、民间“福利命令”强劲的今天，大谈国家提供福利就是搞福利国家、提供福利就是养懒人。不知道王先生如何看待今天中国的社会福利状况以及中国政府在公共福利中的角色和作用。在中国政府刚刚从GDP崇拜和市场迷信中觉醒过来，准备对来自民间强劲的“福利命令”做出一点回应，偿还部分福利历史欠债时，我真不明白，王先生为何如此过敏，为何立即用“学习福利国家”、“提供免费午餐”来吓唬刚刚有心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各级政府，以及刚刚闻到一点福利气息的可怜民众？
来看看我们中国的社会福利现状吧。中国的福利制度是典型的二元制福利体系，大体上可以称为“一个国家，两种福利制度”(一国两制)。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就算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也是“一国多制”的，不仅存在城乡分野，而且在城镇中，还存在身份、所有制的差异，干部、工人和没有进入单位的居民，分别纳入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计划时代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以社会身份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进入市场经济时代，随着单位体制的瓦解，以及社会福利的社会化、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国家从公共福利与服务的提供中不适当地撤退了，导致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得不到满足，以至于民间出现了“三座大山”的隐喻。今时今日，在户口制度导致的碎片化公民身份资格下，作为共和国的国民，我们有没有一种可以普遍享有的福利权利？或者用王先生的话说，我们有没有一份在中国境内可以通吃的“免费午餐”？
鉴于政府在公共福利提供中的微弱角色，就算我们以福利国家为学习榜样，学习一下如何让政府在公共福利中发挥作用，如何回应老百姓的基本需要，也不至于就要大惊小怪，惊慌失措。政府提供福利和服务，并不等于就是福利国家。欧洲民主国家建设“福利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成为福利国家需要达到三个基本的标准：第一，国家在确保为所有国民提供最低标准福利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第二，提供福利是公共行政的主要功能；第三，福利权利成为一种“社会公民权利”。比照一下，我们就知道，我们毋需为中国成为福利国家而担惊受怕。
王先生说得对，政府提供的福利和服务是需要成本的，而成本是要纳税人来分担的。而且，我不反对“羊毛出在羊身上”的说法。事实上，任何公共服务和福利的提供，都是建立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上的(社会政策告诉我们，福利的提供是基于人类需要的共识)，而且也是社会不同利益平衡的结果。没有一个国家在胡乱提供公共福利，也没有一个国家在胡乱收税。这些看看福利国家的发展历史就知道了。更吊诡的问题是，假如政府收了税，而且数量可观，却为什么不提供公共服务和福利呢？我想王先生不能不关注这个问题。羊毛出在羊身上不要紧，最要紧的是，要用在羊身上。
王先生担心政府提供福利成本高。这种担心现在已经显得多余了。新公共管理思潮下的各国政府早已在利用市场机制了，君不见什么“服务购买”、“合同外包”、“公共生产”之类的政府新猷吗？针对我们的福利短缺、公共服务不足，王先生开出的处方是“降低税收和破除垄断，让市场和民间社会在提供医疗和教育等服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过，他没有进一步解释如何让“市场”和“民间社会”发挥作用。我只知道，市场可以提供服务，前提是你要有购买能力；民间社会也可以提供服务，前提是人人善心爆棚。什么时候我们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市场中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呢？而且，如果每个人都在交税时为可能有人享用免费午餐而担忧时，我很怀疑我们能够从民间社会那里满足我们最基本的需要。我只想说，我暂且同意福利国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我们的政府需要为公众福利承当责任。如果我们对此有疑问的话，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社会政策的理论。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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