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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日前发布审计调查结果称，历经6年时间，投入资金910亿元，我国“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整体水质依然较差，像巢湖、太湖、滇池的平均水质仍为Ⅴ类或劣Ⅴ类。（11月11日《人民日报》）

时间仓促、投入不足作为一种常态的归因方法，运用的范围不可谓不广泛，但在“三河三湖”治污上却是一个拿不出手的例外。花巨资治污“打水漂”并非没有先例，这一次“三河三湖”所面临的治污困境，不过是淮河治理“十年不效”的翻版和重演。

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花费10年时间，投入数百亿资金，开展了“声势浩大，震惊中外”的淮河治污。就在功过待定之际，2004年7月中旬淮河支流上游降下暴雨，5亿多吨、150公里长的污水带横扫淮河中下游。污水所到之处，鱼虾、河蚌、螺蛳、野鸭尽死，岸边居民不慎接触则手脚起泡溃烂。一场意外的暴雨，使淮河治污“十年之丑”昭然若揭。（据2004年8月7日新华社电）

从2004年到如今，正是“三河三湖”大力治污的6年。“整体水质依然较差”的结论，宣告了治污困境在实质上并未取得根本突破。专家们依然在为治污开具药方，比如建议理顺治理体制，变“九龙治水”为“一龙治水”。又如，建议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防止治污资金变成“唐僧肉”。也有专家提出反思治污思路，边治理边污染，“再投900亿也没用”。

“一龙治水”的要义在于权责的集中，暗合大部制行政改革的思路，但是权力集中后的监管和制衡却是一个问题。6年前，在淮河治理成效的判断上，曾出现过不同部门所给出的数据相互打架的问题。数据打架从积极方面看，乃是一种权力的相互监督与制约。公共资金使用中的安全和高效问题，并不是治污领域中的独特话题，而破解之道也无法脱离公开透明和有效监管，审计本身即是一种监管力量。真正破解治污困境，更须着意的是治污自身的规律和它所关联的核心问题，反思治污思路的建议开启了一个重要的门径，这种反思当然不局限于治污的技术和学理本身。

抛弃虚假的政绩工程不谈，那些实实在在的水污染治理项目和措施并非毫无成效。问题的关键在于，一边在治理，一边在继续污染，治理的速度赶不上污染的速度，其结果只能是巨额的投入之后看不到治污的明显成效。污染项目的上马固然与地方官员的把关不严甚至私下放水有关，但是若要把这都记在政绩冲动的账上，也未免高估了个人的能量。发展终究是一种成体系、制度化的压力，在事权财权比例不协调的现实下，遏制新的污染至少是一件让地方主政者矛盾和纠结的事情。以监督惩处来实现权力的纠偏，当然是必要且不可松懈的。但是，就长远而言，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将更为管用和有效。

中国现有发展模式的弊端，在于高消耗和低效率。我们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总量自然是相当骄人的，但是在这背后中国付出了资源环境严重透支的巨大代价，这样的模式势必无法长期持续。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转向集约，既是经济转型的关键，也是突破治污困境的总钥匙。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在一定程度上是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结果，“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意在保留竞争的优势。转型是痛苦的，或许会付出牺牲速度的代价，但它是必须的选择。只有经济转型取得了成功，才能从根本上防止跌入边治理边污染的怪圈。也只有如此，“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美景才不会只在梦境中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