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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高度浓缩的政治概念容易导致人们的简单化理解。人们所厌恶的“政治运动”，实质是执政者利用不受监控的权力资源发动群众，以运动代替、破坏日常的社会秩序和制度。事实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西方经典的社会理论中，社会运动正是日常秩序的一部分，而且不需要辨识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因为不可能用这个理由去禁止或者开放它——谁有如此巨大的权力呢？如果存在这个权力，首先应该警惕的是权力本身而不是社会运动。

梁启超在1920年写过一篇《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对社会运动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赞美：“欧美政治，所以组织日新而基础坚实者，盖凡其政制皆经一度或数度极热烈之国民运动而来。……若多数人对少数人之普通选举运动，若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之种种社会主义运动；其借局部问题以发端者，若英国之谷稅运动，若美国之禁奴运动；其纯限于局部问题者，大之如各国之妇女参政运动，小之如美国之禁酒运动。”

赵鼎新教授在新著《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社会学研究。他认为，社会运动(含政治运动)并不必然与社会和谐相冲突，比如选举投票也是一种政治运动，游行抗议、舆论监督等行动都是社会政治运动。“‘和谐社会’不是说没有社会运动，而是加强社会运动的制度化能力，是一种动态的和谐，而不是压抑的和谐。”

社会运动是公民教育的最好学校，而公民教育既包含了自身规范，也包含了对权力的配置和监督。因此，中国社会尤其要重视社会运动。如今，环保运动成为中国中产阶级权利自觉的标志，倘若政府也能够以为镜鉴，把它纳入制度化的应对框架，或许是一个与公民共同成长的机会。(作者系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