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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倘使我们承认相较警察权、检察权与审判权而言，辩护权只是一种权利而非权力，就不难发现网民对辩护律师的狙击用错了方向——民意纠正的，本该是权力的运行，而非权利的行使。

竟敢为“黑社会”辩护？你要自绝于人民么？重庆打黑审判中，当75岁的赵长青等律师为“红顶商人”黎强辩护时，立即引起了部分民意的强烈反弹。有网民甚至称这些律师是“黑社会的狗头军师”。

据报道，赵长青辩称公诉机关对黎强“组织领导黑社会”的指控证据不足。理由也并不复杂，“黑社会是有组织的犯罪，而不是犯罪的组织。不能说这个公司犯了罪，把这些行为加起来，他就是黑社会”。而同为辩护律师的周立太亦公开表示，“重庆打黑运动化扩大化。”

为什么堂堂几位辩护律师，竟被反对者诬为“黑社会的狗头军师”？一个常识是，且不论黎强是否真的“涉黑”，但作为一位站在被告席上的公民，他是完全有权利自我辩护和被辩护的。一方面，他已经被剥夺了部分自由，无法亲自调查取证，需要专业律师为其辩护；另一方面，从逻辑上说，倘使一个人只因为“罪大恶极”而失去被辩护的权利，实则是将每位社会成员都置于某种危险之中。没有程序正义，任何人都可能因为“罪大恶极”而入罪。

法律必须保卫社会。显然，相对控诉权的进攻性而言，辩护权充其量只是一种防御权。它不为实现针对某个疑犯之偏袒，而是为了保卫社会之整体性防御。亦如赵长青所言：“判错一个人的危害，比抓不到一个罪犯更严重。之所以在刑事案件中允许被告聘请律师，既是保证其公民权利，也是一种对公权力可能出现疏忽的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