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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进一步重视和加强行政案件受理，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切实解决行政诉讼“告状难”问题。

有的地方对起诉县政府的案件明确规定不予受理，有的地方对拆迁案件规定不予受理，更多的地方法院以维稳、服务地方中心工作、应对金融危机等为借口拒理民告官诉讼，这些土政策和“法外理论”都违反了《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

最高院所指的“土政策”与实行中的“地方借口”，究竟应该属于什么性质呢？这等于地方实际上具有“实质立法权”，在司法实践中明目张胆地与书面一统的法律体系分庭抗礼。“自行立法”与部分的“自废司法”，都是为了造成一个“法不管地带”。有的人于其中因无法无天而逍遥自在，而多数人在其间惨遭劫掠或痛失所有。

落实《行政诉讼法》对我国具有特别重要的进步意义，在于将行政权力与官员公务行为收归法网管制。而在我们具体国情的条件下，权力与官员由于掌管一切，因而其不法行为简直可算得上不法主体。《行政诉讼法》颁发后挡不住权力违法，于是再一次次下发红头文件，这现象本身就是没办法、没真法的证明。试问，既然高阶位法规和法庭不顶用，文件和讲话就能管用吗？

用“通知”去保障法律，是个中国式司法的笑话。于此体会不到“幽默”，那就是个悲剧了。

民告官之路坎坎坷坷、险阻重重。尽管中国民众知道民告官的代价惨重，但由于百般无奈，往往也铤而走险提起诉讼。有了《行政诉讼法》，告官也会被官方视为大胆刁民“无法无天”，在法庭外施加多种压力，法院互相推诿把当事人踢来踢去，律师怕这怕那不敢接案。即使立了案，中止、撤诉的可能性不小，而胜诉的可能性不大，再就是就算告赢了，还往往没办法执行。

力推通知精神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将“依法受理行政案件、及时解决行政纠纷”提到“宪法权利”的高度，这是对的，这个“高度”，理论上原本存在。而表明“防止因告状无门而引发上访”的目的，却又从宪法高度降低到了迎合权力实用的低度。司法人员执守司法正义、法律尊严就够了，不必做出讨好权力、展示自身实用性的表示。

官重民轻，权大法小，是民告官难上加难的总根源。最高院表示要“彻底废除各种违法限制行政案件受理的土政策，对于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造成恶劣影响的……协助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作出严肃处理”。须知，制定土政策和拿出不许民告官手段的时候，地方权力也从未不严肃过。要是真较起劲来，说到底还是要比一比谁的官大权大。

民告官涉及的部门、单位，多掌握实权和多种社会资源，比如公安部门和基层政府，而法院、法官在这种一体化的权力系统中，并不是总占有优势地位，并且，法的理由在许多地方还不足以对司法部门形成支撑条件，同时法院为自身利益考虑也往往促成“法权交易”。法不权威的现象，其实有着“组织保障”，比如政法委领导兼任公安局长，或公安局长就是分管公检法的领导，这就出现了法院院长、检察长向公安局局长汇报、请示工作的神奇现象。试想，法院受理告公安局的案件，可能顺当吗？

阻止和打压民告官恶果非常严重，而不解决权大于法、官重于民的问题，再严重的问题也只好等它继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