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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海部分白领欲移居外地”相联系的一个数字是，我国社会的中产阶层的认同意识正在下降，甚至比10年前的认同度还低，并且有关研究表明，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大约有5%的人不能保持中间收入位置，他们绝大部分遁入了社会收入的最底层。也有学者从统计学上验证了中等收入者的脆弱性、不稳定性。在笔者看来，正是认同危机的产生，导致了白领的“出逃”倾向。

更进一步说，上海部分白领欲移居外地是白领阶层对对未来不确定性恐惧的显现，因为当下的中产阶层面临的道路非常狭窄：要么努力进入高收入群体，要么往下走，返贫为低收入群体。当二者都不可得的时候，“出逃”似乎成了个体理性的一项选择。

“进步论”是对白领“出逃”实质的遮蔽。事实上，上海部分白领欲移居外地的背后是社会分层弊端的集中显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中下层和下层占有很少的社会资源份额，占人口少数的上层和中上层垄断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这种两极化趋势严重限制了中产阶层发育和成长：一方面强势精英群体垄断的资源过多，攫取了本应当由中产阶层等其他阶层占有的资源份额，另一方面弱势阶层由于自身素质的限制和现有政策体制的束缚，不能顺利实现向中间阶层的社会流动。如此以来，上海部分白领欲移居外地就是合乎逻辑的了，更可怕的是，对我国大城市的白领来说，移居外地恐怕仅仅是个开始，最终的梦魇并未来到。

有人指出，“如果说中国经济算是奇迹的话，那么创造这个奇迹的人就是这些拿着微薄薪水艰难度日却又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而不懈奋斗的无数中国人……”而笔者以为，如果白领“出逃”算是进步的话，那么，创造这种进步的人能靠焦虑度日吗？那么，有什么理由用社会进步来粉饰“上海部分白领欲移居外地”呢？又有什么理由用择业观和生活观的变化来遮蔽现实的弊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