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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总体稳步增长的同时，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特别是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真正让人们“劳有所得”、“干有所值”，是一件鼓腰包、顺民心的要紧事。（相关报道见13版）

这则报道中采访的几个“小人物”，无论是傍晚5点半接班，工作到次日凌晨4点多，每夜挣400多元的福州出租车司机叶为民，还是固定工资每月640元，焊接一台热水器挣不到3元的济南打工者吴长胜，抑或每月收入4000多元，可交上房子的月供后，钱包就瘪下去了的广州白领张超，他们的生存状态，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存状态。他们收入来之不易、何时不再捉襟见肘的感叹与无奈，也是我们的感叹与无奈。

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拉大到什么程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目前中国居民基尼系数已超过零点四五的红色警戒线。这么说，可能还有点难以理解。而与这则报道一起的漫画，则更容易让我们看到当前收入分配的悬殊:据统计，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而92%的全国职工，其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45%。

如何才能让人们“劳有所得”、“干有所值”？那就是人们常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但这并不是全部。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打工者，抑或都市白领，其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都难言理想。这种状况，让我想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他在《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一书开篇说，“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他的这一思想已经被联合国机构接受并发展为人类贫困指数概念。而“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这一概念，对当前我们的收入分配改革不无启迪意义。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实际上是一直不断提高的。然而，在一个普遍水涨船高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却在扩大，这显然不只是由于收入本身低的缘故，而是人们不具备某些“基本能力”的结果，比如民众不像富人那样拥有资源配置的控制力、话语权，比如社会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比如市场机会不均等、公平竞争机制缺乏等等。

所以，笔者认为，真正让人们“劳有所得”、“干有所值”，并不仅仅是一个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该更宏观，更全面，能站在给予民众“基本能力”的高度上，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出发点，而不是简单的涨工资、鼓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