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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成都金华村发生恶性拆迁事件，女主人唐福珍以“自焚”抗争，却未能阻止政府的破拆队伍。11月29日，唐福珍伤重身亡，其数名亲人或受伤入院，或被刑拘，地方政府将事件定性为暴力抗法。（12月3日《武汉晚报》）

看到这起悲剧，我最先想到的是2007年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在相关的报道影像中，我记忆最深刻的不是挖成孤岛的小楼，而是女主人吴苹时刻握着一本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某种层面来说，拆迁队的每一次退却，开发商的每一次让步，都包含着遵循法律和尊重人权的共识。但到了成都的唐福珍那里，这种对法律象征意义上的敬畏和对他者的同情心基本消失了。唐福珍本以为法律即使不同意她，起码也会怜惜她；可惜执法者不仅没有留下转圜的余地，在她死后，还将这场轰动事件定性为“暴力抗法”。

我想，所谓的暴力抗法，大概也婉转地包括了唐福珍自焚的举动。自焚对人自身是一种肉体暴力，对旁观者则是一种心理暴力。摆在“依法拆迁”的语境下，更是一种极端的不合作。有人评论说，这不是暴力抗法而是暴力执法。事实上，如果一旦承认执法不当，除了拆迁难以继续，政府对唐福珍无疑难辞其咎。只有认定责任在对方一边，才不至于在各方面处于被动，更不会使得在今后的工作中，民众动辄以自杀自残要求政府让步。我想，拆迁者肯定见过各种抵抗方式，但对真的以命相搏可能确实缺乏思想准备。政府不仅要维护声誉，还要确保此事不被举一反三，“暴力抗法”的性质认定恐怕还要多从这个角度考量。

然而既然成了暴力抗法，其惨烈情状，又反映出在拆建过程中利益双方对抗程度之激烈，各种保证公平公正机制和措施之无能，以及法律本身的无所适从。唐福珍一家之所以能坚持抗争，是他们相信宪法、物权法支持他们的诉求；拆迁者之所以毫不让步，是他们认为各级政府执法具备完全的正当性。如此一来便暗含了巨大的矛盾:在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和政府所拥有的权力之间，为何目标如此不一致？到底怎么来解决这对紧张的关系？二者间法律的位置在哪？一位相信法律的妇女因执行法律的人而失去生命，这只能说明法律从那一刻始，完败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