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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按照过年的传统，拜年时对方也要有所表示，比如拿出点心、糖果等加以款待，对卑幼还要送上红包(压岁钱)，甚至必须“还年”，即以回访的形式给对方拜年——“宁欠人家钱，不欠人家年”，可见“还年”的重要性。中国讲究“礼尚往来”，因为在“互动”之中，情得以传递，年才有气氛。可“祖国”或“六拜”的对象怎么与国人“互动”呢？

拜年是一种民间的习俗。过年是民间的事情，拜年当然也是民间的活动。政府为年节安排放假，只是依法行事或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并不意味着过年或拜年是一种公务。虽然过年期间，会有一些官员走进民间，但那只是一种慰问；若有拜年之举，那也只能是个人的行为。自有过年习俗以来，拜年从来都是老百姓的自主行为，与公权向来无牵扯。可是，“给祖国拜年”如今成了一项行政性的任务。教育部等部门应该知道：拜年是一种沿袭千年的传统习俗，它的内容都是约定俗成的，岂是一纸文件所能改变的？

诚然，传统或习俗也是发展变化的。千百年来，过年及拜年的内容也一直都处在不断的丰富之中。比如，拜年的对象起初只有长辈，后来逐渐扩展为亲戚、朋友、同事、邻居等等。但这种丰富是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由广大老百姓逐渐赋予并慢慢得到认同的，从来都不是出自官府的规定。作为政府部门或官办的团体，在传统习俗之外设置那么多拜年的对象，还要使用行政手段进行组织，难道不是把官意强加于民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