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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这个经历的背景是，在媒体报道该地区蚁族生活后，当地政府出台了《唐家岭地区整治工作方案》，准备对该地区实施旧村整治改造，拆除非法和违章建筑，建造白领租赁公寓吸引在中关村、上地软件园等地工作的青年白领前来租住。有蚁族反映，原来生活虽艰苦，但起码租房很便宜。而整治则让他们没地方住了，白领公寓建起后他们也租不起。所以他们非常反感媒体的关注。

蚁族概念的发明者廉思也成人该地许多人眼中的“敌人”。有蚁族对他说：如果“白宫“(指白领公寓)真的建起来了，我们负担不起房租，就不得不往更远的地方搬。现在我们住在北五环外，到北京两个小时，改造后我们只得搬到北六环外，到北京3个多小时。偌大的北京城，怎么就没有我们的安身之所呢？是廉思让政府和社会开始关注我们，但也是他让我们越来越走向城市的边缘——蚁族们对媒体记者，有着同样的“恨意”。

媒体的关注当然没有错，对这样的生活熟视无睹才是媒体的失职。问题出在，政府该如何回应媒体的关注，如果只招来城管，只招来拆迁，只招来清理和改造，这绝不是媒体希望看到的。弱者如惊弓之鸟，对政府权力充满恐惧，担心关注给自己带来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