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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建委副主任张百发回忆，1978年10月，邓小平在北京视察新建公寓住宅楼时，曾希望能用积蓄替儿子买套房子。当时，房子尚未成为商品。（5月19日《中国青年报》）

邓小平早在30多年前就想着自己掏钱为家人买房，可如今不少公务员不是住在集资房里，就是住在超低价团购的房子里，或是侵占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房，或是享受开发商“赠送”的商品房。不断爆出的“权力房”新闻让公众愤愤不平。

正是因为公务员有许多获得住房的特殊渠道，而且获得住房的成本极低甚至没有成本，所以就无法真正体会普通公众在住房问题上的烦恼和痛苦，无论是制定政策遏制房价还是执行政策都显“温柔”。

“邓小平想为儿子买房”对今天的我们仍有许多启示：比如说，公务人员在住房问题上不应搞特殊化。公务人员住房享受超国民待遇必然伤害到社会公平。

再如，公务员住房情况理应公开。“邓小平想为儿子买房”实质上是披露了自己获得住房的方式：掏钱买房，不是利用权力获得房子。

毫无疑问，邓小平在几十年前就认识到要多渠道建房，但如今我们依然没有拓宽建房路径。

审视今天的公务员住房，我们会发现，今天的不少公务员依然没有走到自己买房的那一步；回顾30多年的住房变迁，就会发现我们的确走在市场化的路上，但还有一部分人不走市场化而走权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