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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各地近期接连推行了系列房地产调控新政，目的在于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然时至今日，不仅开发商仍显得“情绪稳定”，且由于楼市的赚钱效应，驱动不少人绞尽脑汁，使出各种与政策博弈的奇招、怪招。其中，通过“假离婚”手段降低信贷成本、取得购买资格的即属此类。

对此，法律专家已告诫大众：“‘假离婚’会形成法律意义上夫妻财产明确分割的事实，会使房屋未登记在己方名下的夫妻一方存在较大法律风险，将来一旦产生纠纷，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护……”同时，热衷于将新闻娱乐化处理的一众媒体也热心地找到不少“弄假成真”的事例，进一步取悦喜闻乐见八卦的读者。

但笔者认为，根本问题或许并不在于如何去说服、劝诫那些希图“顺势而为”的男女，而在于尽快修正导致“假离婚”对策的政策。毕竟，搞得人家被迫离婚来应对的调控手段，即使拥有天然正确的民意基础，也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善政。

理论上，合理、科学的制度设计须能够带来激励相容的结果，政策实施取得短平快的结果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取得社群间以协同博弈为特征的、充分的利益协调，以最小代价、最低成本达到既定目的。用俗话讲就是“多赢”。但很明显，招致“假离婚”层出不穷的调控手段，却是简单地以家庭为单位来认定住房套数，粗暴地通过提高购买成本、设定购买准入资格来抑制短期需求。在理论和实际上，均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既不公平也不公正。

所谓不合情，在于政策设计者明知住房市场价格暴涨的本质在于需求过剩、供给不足，却不考虑通过提高土地供应、减少中间环节、加速审批进度等常规方式，平衡过剩需求，或采取创新、有效方式努力识别、抑制那些倒买倒卖的投机需求，而是采取“一刀切”策略，将普通家庭作为假想敌，逼迫夫妻必须离异才能取利。人人皆知，结婚是男女双方彼此间充分信任并愿意信守的承诺形式。如今，一对男女仅为实现多购买几套房子的愿望，就被迫心照不宣地搞结婚、离婚、复婚，再离再复等令人发指的把戏。不仅所谓感情、所谓承诺的严肃性荡然无存，同时，政策的严肃性其实也已近归零。

所谓不合理，在于以家庭为单位认定住房套数，然后以住房套数决定购买成本或资格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市场歧视行为。放之于银行利率提高，属于资金价格歧视；适之于资格准入门槛，是对已婚者的身份歧视。从混乱的现状看，有的地方限制家庭拥有第二套普通商品住房，有的地方则是针对第三套商品房设限，有的地方仅针对普通住宅设限却对别墅乃至商业地产“网开一面”，这直接导致各地家庭实际面对的是宽严不一的购房条件。仅举一例，一北京家庭如在本地购多套房，需离婚以适应政策，而到了海南却可以随意买入；而一个山西人在太原等省内城市不仅购房无限制，还可以多搞几个身份证到北京来倒腾。可谓宽严无度，殊不合理。

须指出的是，在房产新政出来前，首套房和二套房的房贷利率就已存在7折和8.5折差别，当时利用假离婚争取优惠的人已不在少数。但饶是如此，新政仍罔顾“历史教训”，进一步拉大首套和二套房申请贷款时首付和利率差别，导致“假离婚”更加普遍。作为商业银行，不考虑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却随意套用国家政策变更这一“不可抗力”，随意针对家庭操作歧视性信贷政策，不仅对存量客户不公平，而且对新增客户更不公正。

一言以蔽之，民众受迫“假离婚”纯属无奈。从更宏大命题的角度审视，而今普通民众通过自由支配财产方式，参与有吸引力的利益分配的通道多被堵死，股市在完成为国企圈钱任务后，又成为私募股权退出变现的主要途径，十余年完全成为负和博弈的典型。似乎，仅剩投资楼市一途，或可谋得点点利益，也为莫测高深的通胀洗尽身家，普通家庭不仅要倾其所有，还要违背起码的良知，花大钱、找罪受。

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在动用“重典”整治已趋不治的楼市之余，不妨悉心总结此前调控的失误之处，采取更细致、更人性化的举措来逐步解决问题，切不要落得个楼价坚挺、世风低迷的多输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