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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颁布实施《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人才发展的战略目标、指导方针、重大举措。《纲要》称，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围绕事业单位行政级别的争议堪称由来已久，而由决策部门明确提出取消行政级别，这还是第一次。《纲要》的出台，可以说为这一争议画上了休止符。要让人才脱颖而出，要打破束缚人才成长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必须去行政化，在这一点上相关各方已形成共识。但是，取消行政级别的终极目的是去行政化，如果以为取消了行政级别则去行政化自然水到渠成，则属太乐观了一点。

《纲要》刚刚颁布，矢志不移追求“高校去行政化”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即对媒体表示，此次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意义重大，但不能将其等同于大学“去行政化”，这只是“去行政化”的第一步，“因为没有行政级别的人，他还可以有行政权力，可能还会阻碍教学科研的自主性”。朱清时认为，大学真正做到“去行政化”需要有三个步骤：第一，取消行政级别；第二，精简行政机构，精简行政人员；第三，让行政人员都变成服务人员，而不是追求权力的官员。

浸淫教育界多年的朱清时此论可谓切中肯綮。高校等事业单位取消行政级别只是去行政化的第一步，要从取消行政级别开始通向去行政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说从社会呼吁到引起争议，到决策部门痛下决心，直至最后取消，行政级别去除已是大为不易，那么要真正实现去行政化的目标，显然将更加困难。去行政化难，究竟难在何处？难就难在行政权力主导一切已成痼疾。在事业单位，人们之所以对行政级别趋之若鹜，出现几十名教授争抢一个处长职位的怪事，就因为行政级别代表着权力，附丽着太多的利益。取消了行政级别，行政人员不再被称为“厅长”、“处长”，但称呼的改变是否意味着权力的隐退和利益的剥离？这才是最要害也最难改的问题。

细读文本，《纲要》对这一问题并不乏呼应。如《纲要》提出，“对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全面推行职员制度”。然而，一个叫“职员”的管理人员，是否就一定比一个叫“厅长”、“处长”的管理人员能更好地为人才服务？我们从高校试行职员制度的实践上也能看出一斑。从2000年开始，教育部在武汉大学等五所大学试点高校职员制度，而就在声称“效果不错”的2009年，武汉大学爆出了两名校级领导涉嫌受贿的腐败大案。太阳之下并无新事，该案所暴露的仍是在事业单位内部行政权力受监督约束不够的顽症。

事实证明，事业单位去行政化必须依靠两条腿走路：一是逐步削弱行政权力的主导作用，二是提高非行政人员的话语权。只有两者并举，才能彻底改变目前事业单位的权力格局，为人才的培育和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纲要》提出，“在科研、医疗等事业单位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等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这一结构下的民主治理方式如果顺利建立，行政人员向服务人员的角色转换会顺利得多，行政权力主导的格局从此也将一去不返。

中国拥有世界数量最多的人力资本，只要如《纲要》所说，打破束缚人才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人才资源优势就会抵消其他所有不利因素，使国家和民族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取消行政级别只是一个开始，事业单位去行政化也只是一个开始，它代表我们正在认真检讨桎梏人才的枷锁，这才是《纲要》超越文本、最让人振奋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