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的经济结构,目前普遍诊断是应当促进消费,减少对投资的依赖。然而简单划分投资与消费常常会出现问题。我们以汽车消费为例:
汽车制造是消费品生产,而建造交通设施是投资,修路于是算作投资品生产。多消费而少投资,应用在这里,就是应当多造车少修路。
许多地方的拥堵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一些城市已经到了增加汽车数量的社会边际效益接近零的地步。
这是什么意思呢?以实施“尾号限行”的北京为例。
北京自奥运会以来,采取每日限制部分汽车行驶的办法。按照经济学原理,增加汽车数量,边际社会效益为零。结论就是,起码在北京,与其多造车不如多修路。
这里说的不只是汽车道路的问题,地铁和其他交通设施也在考虑之中。人们对“造车还是修路”这个问题,之所以常常得出与我相反的结论,与国营还是民营的体制有关。汽车制造业基本上已经私有化,成为高度竞争的产业,而城市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上是国营垄断加政府主导。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会引起“国进民退”的担心。
最重要的问题是,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直接收益小,常常需要大量政府补贴,而这些因素的改变,需要漫长的过程。按照绝大部分地区目前的做法,即以地方政府财政拨款为主要资金来源,基建投资不足将会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
诚然,各地方政府已经因为近年来大兴土木“债台高筑”而广受诟病。中国各商业银行本周在进行自我评估后确认,有五分之一(约1.55万亿元人民币)已成为“问题贷款”,而这些资金多数用在了资助地方基建项目上。但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当务之急,不在于少贷或不贷给地方政府,而是要尽快增加地方政府财力。
一个增加地方财力的做法,是允许地方政府发债,这将明显减轻银行贷款压力。目前债券市场的多元化发展比较快,债券估值能力进步不小。对于地方债的评价取舍,应当由市场说了算,而不是由中央政府说了算。
不过起码在近期,大部分资金恐怕还是要靠借贷。银行贷款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银行之间的竞争关系,使得它们既有防止坏账的动机,也有增加盈利的动机。
对中国的经济结构,目前普遍诊断是应当促进消费,减少对投资的依赖。然而简单划分投资与消费常常会出现问题。我们以汽车消费为例:
汽车制造是消费品生产,而建造交通设施是投资,修路于是算作投资品生产。多消费而少投资,应用在这里,就是应当多造车少修路。
许多地方的拥堵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一些城市已经到了增加汽车数量的社会边际效益接近零的地步。
这是什么意思呢?以实施“尾号限行”的北京为例。
北京自奥运会以来,采取每日限制部分汽车行驶的办法。按照经济学原理,增加汽车数量,边际社会效益为零。结论就是,起码在北京,与其多造车不如多修路。
这里说的不只是汽车道路的问题,地铁和其他交通设施也在考虑之中。人们对“造车还是修路”这个问题,之所以常常得出与我相反的结论,与国营还是民营的体制有关。汽车制造业基本上已经私有化,成为高度竞争的产业,而城市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上是国营垄断加政府主导。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会引起“国进民退”的担心。
最重要的问题是,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直接收益小,常常需要大量政府补贴,而这些因素的改变,需要漫长的过程。按照绝大部分地区目前的做法,即以地方政府财政拨款为主要资金来源,基建投资不足将会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
诚然,各地方政府已经因为近年来大兴土木“债台高筑”而广受诟病。中国各商业银行本周在进行自我评估后确认,有五分之一(约1.55万亿元人民币)已成为“问题贷款”,而这些资金多数用在了资助地方基建项目上。但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当务之急,不在于少贷或不贷给地方政府,而是要尽快增加地方政府财力。
一个增加地方财力的做法,是允许地方政府发债,这将明显减轻银行贷款压力。目前债券市场的多元化发展比较快,债券估值能力进步不小。对于地方债的评价取舍,应当由市场说了算,而不是由中央政府说了算。
不过起码在近期,大部分资金恐怕还是要靠借贷。银行贷款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银行之间的竞争关系,使得它们既有防止坏账的动机,也有增加盈利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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