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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层面看，网上通缉是网络普及之后出现的一个新举措，刑事诉讼法对网上通缉并没有像对通缉那样作出明确的程序性规定，这就让网上通缉的启动可能表现出某种随意性。从执法现实来看，网上通缉在成为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利器的同时，也暴露出一定的问题，它有时甚至成为执法机关介入民事纠纷、或行政机关打压相对人的工具。要想改进网上通缉这一执法制度的运用，不仅需要各级公安机关严格自律，更需要从立法层面完善其程序性要求，避免公民陷入被网上通缉而得不到救济的窘境。如果网上通缉的自由裁量空间过大，损害公民合法利益的情形就难免一再出现。这样的可能性，是应该引起足够警惕的。

除此之外，仇子明被网上通缉还让人思考另一个重要问题，即新闻职业的法律风险。众所周知，记者的采访报道是一种职务行为，其稿件最终见报也要经过严格的新闻出版流程。如果新闻报道涉及诽谤、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等法律纠纷，记者究竟应该承担何种责任，恐怕是需要法律加以厘清的。从近年来的一些不正常现象看，受到批评报道的机构或企业，往往绕开新闻单位直接对记者“下手”，试图以敲山震虎的方式起到威慑记者群体的作用。如果这样的做法得到执法机构或司法机关的支持，则舆论监督的作用就会被削弱，公众的知情权也难以得到保障，最终损害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不让记者因正当的采访报道而陷入法律困境，恐怕是一个健康和正常的社会所必须保证的。

仇子明能否最终从网上脱困，相信很多人都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