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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它违背妇女的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行为。强奸犯罪不仅摧残妇女的身体，而且摧残妇女的精神。因此，各国在打击强奸犯罪的过程中，出台了一系列强制性措施。比如，在美国的一些州禁止强奸犯与少年或者妇女近距离接触，即使刑满释放，也必须在自己的住处挂上特殊的标记，以防止妇女儿童不小心走进他们的住宅，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带有强烈社会歧视的做法，显然不利于刑满释放人员重新融入社会，但当地司法机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无辜善良的妇女儿童。

现在，包括韩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正在推动立法机关制定法律，采用所谓荷尔蒙疗法，通过向被告人注射睾丸酮等药物，从而使被告人失去性欲。6月29日，韩国国会以137票赞成、13票反对、30票弃权通过了“对于以儿童为对象进行性犯罪，为了防止重犯或者习惯犯罪的预防和治疗法案”，决定对年龄19周岁以上的被告人采取荷尔蒙治疗手段。根据这项法案，如果对儿童实行犯罪，那么，在释放出狱前两个月开始荷尔蒙治疗，最长时间可达15年。

现在非洲和欧洲已经有多个国家考虑采用荷尔蒙治疗的方法，减少强奸犯罪所造成的危害。而捷克和美国的一些州已经采用类似手段惩治性侵害犯罪行为。采用荷尔蒙治疗是否能减少性侵害犯罪，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据，但是，这种刑罚方法却把人们带入到刑罚技术主义的误区。

众所周知，刑罚是一种社会行为矫正制度。该项制度通过剥夺犯罪人的行为自由，从而逐步恢复他们的人性，并且在尊重他们人格尊严的基础上，让他们重新回到社会。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实行荷尔蒙治疗，可能会让“被迫治疗者”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不被社会接受的特殊动物，他们的心灵会遭受致命的创伤。刑满释放之后，犯罪人表面上恢复了自由，可是，他们的性欲却无法恢复自由。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娶妻生子传宗接代，也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有正常的性生活。从表面上来看，他们恢复了自由人的状态，但是，恢复的只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他们必须时刻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从生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刑罚比中国古代的宫刑相对人道，至少他们还保留着生殖器官，但是，恰恰是这种生理的反差，使他们精神变得烦躁不安，在处理各项事务的过程中很容易走向极端。艾伦·图灵的悲剧向人们揭示了这种刑罚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危害。所谓荷尔蒙治疗摧残的不仅仅是行为人的身体，还包括行为人的精神。

在刑法的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自然主义的刑罚理论。譬如，一些人认为，某些个体天生具有犯罪的倾向，通过DAN检测可以事先把这些人从人群中筛选出来，然后对他们采取特殊的防范措施，防止他们的犯罪行为给他人或者社会造成危害。换句话说，某些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他们的基因成为他们犯罪的依据。在这样的刑法理论指导下，某些人会成为社会特别关注的对象，成为司法机关重点看管的犯罪嫌疑人。他们不能像正常人那样享受生活的乐趣，他们必须为他们的某些自然属性付出代价。

犯罪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由于文化传统不同，社会关系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各国打击犯罪的规则也不相同。即使在强奸这个古老的犯罪问题上，各国的规定也有明显的差别。现在，各个国家的刑法学家都逐渐地意识到，犯罪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在人际交往日益复杂的社会，刑法既要考虑到惩罚作用，也要考虑到预防功能。不能为了惩罚犯罪而采取极端的刑罚措施，从而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恐怖。（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