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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底，盖茨与巴菲特将来中国举办慈善晚宴。据称，由于众多受邀请富豪因不想被劝捐而犹豫是否参加晚宴，盖茨承诺将不会劝捐。（9月5日《新京报》）

和在美国的慈善动员不同，盖茨和巴菲特来华，只是宣扬慈善理念，观察中国的慈善现状，而不直接劝捐。也许，承诺不劝捐，在有些人看来相当于是对中国富豪的“嘲讽”。但是，我们必须得承认，慈善事业仰赖理念、制度、环境的培育，而非单纯依赖有钱人的自觉。害怕被劝捐，有多重因素的考虑，并不可一味贬斥。而承诺不劝捐，先从环境考察和理念宣扬入手，也不愧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其实更极端一点地讲，即便不担心被劝捐，乐于成为盖茨、巴菲特的信徒，也不是一个多么值得拍手称赞的事情。现在我们更需要的，并不是被邀请的那几十位中国富豪落落大方，而是一种慈善理念——确切地说是私人慈善理念的生根。这种私人慈善理念，则需追溯到一种基本的商业伦理身上。

美国现代慈善第一人卡内基，曾在其自传中，旗帜鲜明地以慈善事业的独特理解来抵抗美国左派的学说，譬如国家福利、国家再分配理论等等，正是这些理论为高额遗产税打通了第一个通道。卡内基为慈善事业赋予的任务是，通过选择自己能够胜任的社会事业，通过精确的运作，投放自己的剩余财富。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不仅要经营企业，也要经营社会事业，后者不单纯是国家的责任。通过这种“分权”，他认为国家不应分享私人过多的财富份额，并认为即便充分自由竞争的情况下，竞争的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目标也是可以兼顾的，这种宏大目标的背后基础，是企业家谨守他们的商业传统和商业伦理。

从盖茨、巴菲特的商业轨迹、慈善轨迹来看，他们也是这种典型的美国式慈善家：“转型”前充分追逐资本的商业回报，“转型”后经营剩余的财富，通过自理或者代理，让基金会等组织精确运作，定点投放到自己关心的社会事业中。他们从经营企业转向经营社会事业，无形之中也在拓展“商业”的外延，让社会利益变成了他们所追求的新型利润，让商业资本直接变现为社会资本。当商业伦理获得了更高级责任的支撑，它能收获更多的话语权和政治意识。这种“慈善家”，不可能简单用良心、责任来定义。

我很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富豪害怕被劝捐。对于盖茨、巴菲特的慈善俱乐部，中国的富豪大多还持观望态度，也多数玩不起。中国的私人资本，尚缺乏一种可供依赖的共同的商业伦理。它们像是游魂，要么需要寻求市场秩序的漏洞而钻营，要么需要寻求政治背景的庇护，有时还不得不干脆让自己隐形。这些私人资本，往往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难以培养主人翁意识，也就很难为自己赋予一种更高级的责任，并以此来夯实能够自我主宰的命运。在这样的状态下，私人资本如果感觉“自顾不暇”，又如何会主动担当社会责任？

近年来，中国的慈善理念正在萌芽，但必须看到，这种萌芽的源头，并不是从资本身上开始的。要让慈善理念在私人资本领域真正生根发芽，还需要回归到对基本商业伦理的追求之上。（肖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