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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中国社会正逐渐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在传统社会，文化往往为上层阶级所垄断，所谓的艺术一般指的就是高雅艺术，艺术或艺术家的主要赞助人是作为有闲阶级的士大夫阶层和达官贵人，而艺术家名声的积累和传播主要依靠上层阶级内部的口耳相传。可到了现代社会，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间的界线已经变得日益模糊，艺术的受众结构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和根本性的变化——士大夫和达官贵人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阶层已经衰落甚至退出了历史舞台——市场主宰了一切，艺术或艺术家的主要赞助人变成了作为消费者的大众。

现代文化的主流是城市文化，而现代城市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熟人社会的陌生人社会。在现代社会，艺术家知名度的积累和传播所依靠的主要媒介不再是小圈子内原始的口耳相传，而是像报纸、电视、网络、博物馆等大众传播媒介。有学者称当代社会为“中介化的社会”，艺术或艺术品要达到它的目标受众，即作为艺术品消费者的大众，也同样必须经过大众传媒的中介。传统的高雅艺术由于曲高和寡，且不适合于在大众传媒上传播，或没有找到适合于在大众传媒上传播的方式，无法达到它的目标受众，也就得不到持续的资源投入，大多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或被“博物馆化”了。

如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就是这样。与绘画相比，书法非常抽象，它依靠线条来表达作者的性情、品位或创作时微妙的情绪波动，因此对受众素养的要求也更高。在很大程度上，当代书法家的作品的传播与市场价值往往并非取决于其作品本身的艺术品位，而取决于书法家的知名度，或曰其媒体可见度。一些非常有实力的书法家，如四川老书法家与印学大师徐无闻先生的得意门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陈龙海先生——尽管其作品功力深厚，风格独具，尤其在狂草上的造诣，当代书家中罕有能与其匹敌者，可因为不长于推销自己或巴结当代的权贵，媒体可见度比较低，也缺少权力资源的强力推动，以至于他的作品一直卖不到与其美学品质相匹配的价位；而一些不入流的书坛小混混，却凭借其媒体与权力资源的可接近性优势，名利双收，赚了个盆满钵盈，不亦乐乎。可见，尤其对于那些缺乏强有力的权力资源投入的草根艺术家来说，能否使自己的作品到达受众并为其所接受，从而获得可持续性的资源投入以确保其基于肉体生存的艺术天赋及艺术创造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媒体的可接近几乎成了唯一的决定性要素。

作为一个媒体平台，“快乐男声”在草根歌手或草根艺术家与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交流和互动的桥梁。我们可以合理地设想，如果没有“快乐男声”，由于缺少上电视的机会，那些颇具实力的草根青年歌手大部分也许一辈子只能辗转于酒吧或歌厅讨生活——除非他们不以其音乐才能谋生——他们的歌声也不可能广为传播，在娱乐了大众的同时，也为自己带来不错的经济收入。作为著名音乐人兼导演，高晓松说自己要靠当评委来补贴家用，我们且不管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至少，当了“快乐男声”的评委以后，他将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和展示及传播自己的艺术才能的机会。

曾有人说，一百个北大的师生都比不上一个李宇春，至少，在抵制外来文化的入侵方面，这种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一直以来，主导国内流行乐坛的是港台和欧美的流行音乐，本土流行音乐及歌手则处于被市场压制的弱势状态。作为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难道咱中国人在音乐方面的潜质真不及人家欧美国家或受欧美国家影响的港台么？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拿什么来抵制背后潜藏着巨大经济利益的欧美文化霸权及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呢？我想，中国本土流行音乐之所以处于弱势，并非咱国内音乐人的天赋或才能不及人家，而是由于国内缺乏欧美和港台那样成熟的媒体平台，在草根音乐人与受众之间缺乏足够的沟通、交流和互动的桥梁，缺乏培养音乐人才健康成长的体制化的激励机制。一言以蔽之，即缺少培育流行音乐人才健康成长的社会土壤。值得庆幸的是，湖南卫视近年来在上述几个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如“超女（快女）快男”系列的选秀节目，就是做得非常成功的案例。

尽管有了“快乐男声”，相对于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庞大的艺术家群体对于传播自己的作品及名声的需求来说，就算只满足音乐人这一群体，媒体平台都远远不够。其他艺术门类，如绘画、书法等等，怎么寻求一种适合于大众传媒的传播方式，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普及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是咱国内的传媒业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大问题——雅俗结合，大雅大俗，或许是一条比较切实的路子。

总之，国家应该积极鼓励国内的大众传媒开办更多像“快乐男声”之类的栏目，以尽可能满足优秀艺术家群体的传播需求，并用现代理念和现代传播形式对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与外来文化精华进行重组、重构和重新解读——如此这般，必将迎来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