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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柘城5名村民因警察隐匿证据而被判强奸抢劫罪蒙冤三年一事，让人们再次反思和重提是否应该有“警察伪证罪”这一话题。黎明先生于9月14日在《东方早报》撰文认为，柘城强奸抢劫冤案中的余鹏飞警官，不仅涉嫌枉法罪和刑讯逼供罪，而且也涉嫌伪证罪，甚至妨害作证罪，而我国刑法中却没有“警察伪证罪”条款，这与我国“证人理论”不符。

其实，早在取消“律师伪证罪”的激辩中，就有不少人质疑为什么刑法单单规定了“律师伪证罪”，却没有规定警察、法官及检察官的伪证罪。显然，那时的“警察伪证罪”是作为否定“律师伪证罪”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了进行类比推理而提出来的。此时提出“警察伪证罪”则意在与普通伪证罪的危害性进行类比，系从肯定、支持和呼吁其单独入罪的角度来谈论的。

在笔者看来，弄清警察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和职责定位，就可充分理解我国刑法为什么不单设“警察伪证罪”。

伪证罪的客观表现尽管有所不同，但从刑法理论上看，伪证罪在犯罪主体上却是特定的，即属于特殊主体。特殊在哪里呢？不妨从他们与案件的关系来分析。伪证罪主体对案件而言，是不存在任何法定职权和职责的，既不需要收集证据侦破案件，也不需要维护社会安全，主持司法公正，他们只负有就自己知道的案件事实提供证人证言、客观笔录和鉴定结论的义务。总之，刑法之所以追究他们的伪证罪责任，是因为他们在相关司法诉讼活动中仅有一项义务，那就是“作证”。

而警察在刑事侦查乃至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角色和职责，显然与伪证罪主体有本质的不同。首先，警察的任务是全面收集能证明案件一切事实的证据，彻底查明案件真相。因此，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警察不是“作证者”，而是查找、发现“作证者”并及时收集证据的人，其法定职责是全面客观地收集证据，努力实现司法公正，不枉不纵。既然警察不是“作证者”，从法理上讲自然也就不存在“伪证罪”；而把“作证者”提供的证据隐匿或遗失，只是涉嫌失职渎职，主要侵害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因而相关罪名也宜放在刑法“渎职罪”一章当中。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枉法罪”不仅从罪状上能够完全涵盖警察、法官、检察官的伪证行为，而且从法定刑上也足以达到“罪刑相当”原则的要求。伪证罪的最高法定刑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枉法罪的法定刑则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从实证的角度分析，即便刑法单设一个“警察伪证罪”，以柘城冤案中警方隐匿关键证据这一情节为例，其所受惩罚恐怕也不一定比依照枉法罪处罚来得更重。

总之，“警察伪证罪”，这个可以没有。因为它与警察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和职责定位不符。

山东济南 李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