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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协官员韦迪9月19日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了一番很不符合法治精神的话，大概是这样：我原来在内部整顿的时候（蔚少辉、李东生还未被带走）说过，有问题的不止是进去的那几个（南勇、杨一民和张建强），咱们在座的还有人有问题。我当时就跟他们说，现在给你们机会，如果没抓住，就等于放弃了自我救赎……教育整顿本身就是一次自我救赎的过程，当时我们也要求所有人有问题要交代。既然有了这么一个自我救赎的机会，你自己不救自己，那怨谁啊？

这番话的潜台词很明显：“内部整顿”的时候，“我”已发话，在座的有问题的，抓住机会和我坦白交代，不向我坦白交代，放炮了机会，“你自己不救自己，那怨谁啊”。换言之，韦迪组织的“内部整顿”，若谢亚龙一干人很识相识时务，低头垂眼向新科官员韦迪掏心窝子交代自己的受贿事实，则韦迪是完全有机会有可能有能力有权力挽救这些革命同志的，就可以避免今天所受的牢狱之苦。这番话的“潜潜台词”其实也很明显：现在，我就是老大，老大总归是老大，老大的话无论何时，都是掷地有声的，都是必须听的。若你们不听，这就是个教训，是一辈子都要搭进去的教训。今后，没进去的老的小的，都要听我老大的话，跟着我老大走没错。不跟我老大走，就想想谢亚龙。

我要说的是，很遗憾韦迪不懂得法治精神的这番言辞。设若，当初谢亚龙之流在“内部整顿”中一五一十地向韦迪官员交代了自己的所有问题，按照韦迪的逻辑，就可以不必有后来的被刑拘以及法律是问。也就是说，违法犯罪不论有多严重，都是可以通过“内部整顿”以及“我”的提醒，听“我”的话而全然赦免，一笔勾销的。违法犯罪、腐败透顶无所谓，关键是要听话，是要在被提醒的时候，聪明一点，低下罪恶的透露，说出熊蛋的话语，由此即能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至于法律，则完全是可有可无的。法律不过是最后的解决手段，是你不听话、大家翻脸、没有办法的办法——法律的地位，竟至到了这般低下、可怜！我们由此不能不为谢亚龙之流能否被法律公正裁决而捏一把汗！我们由此而不得不担心足协、足球界会长江后浪退前浪，一批又一批谢亚龙在成长；旧的谢亚龙倒下，新的谢韦迪在崛起！我们由此而不得不担心中国足球一黑到底、臭哄永远、永无漂白的可能！

在法治社会，一切以法律为准绳，任何人、任何官员，谢亚龙也好，谢韦迪也好，只要是犯了罪，就应该接受法律的裁夺、制裁，更何况谢亚龙之流已经属于严重的腐败大案、要案。按照韦迪的公开声明的观点，当初，犯下腐败大罪、要罪的谢亚龙只要抓住机会，是能够鹞子翻身，将罪孽之身洗白的，就是如前所述，只要识时务、只要向“我”坦白交代，是可以避免身陷牢狱之苦的。这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的法律精神、法律意识、法律所属？在政治掐斗、狗咬狗中，你可以说坦白从狂、抗拒从严，你可以说抓住“内部整顿”的机会，但在法律的框架中，难道也有如此可以把法律看扁、把法律的刚性化作绕指柔的吗？法律在政治的淫威中，难道永远还只能是可有可无的简化程序？是韦迪等人的政治意识过于强大、政治头脑、政治觉悟乃至政治权力过于强大，还是法律原本就是个点缀？

我们承认，韦迪所言，或许是既存的难于改变的现实，但是，我们遗憾的是，作为现任足协官员，对于这样的法律悲哀、政治挂帅的操蛋现实，竟是如此的沾沾自喜、如此的欣喜若狂、如此的趋之若鹜、如此的奉行不悖、如此的奉若神明。质言之，谢亚龙的所作所为，并非触犯法律，而是政治的步点没踏准、没踩实；法律是问，不过是政治失误的一个借口而已。

我们如果有机会给韦迪出一道简单的选择题——若你自己一时老大管不住老二，前赴后继走上谢亚龙的老路，你是信奉法律为上你自己必被惩处无疑呢，还是信奉权力至上、只要给个机会再行“内部整顿”时非常聪明识时务，就能化险为夷，罪犯成为换个位置的官员，我相信，韦迪一定心知肚明、睥睨前者而拥抱后者的。或许，他一定还是能够成功，一定能够避免谢亚龙的悲剧。

若上述所言不幸成为今后的现实，则谢亚龙的被查处不仅是其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官场的悲剧——谢亚龙是作为“反面教材”，给一些官员提供了避免重蹈覆辙、严重腐败而又能避免被查处的样本。当然，对于信奉谢亚龙是政治翻车而非触犯法律的官员来说，谢亚龙的悲剧，实际上就是暗中警示自己的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