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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萨，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都将其看作是一位”写得够狠“的色情作家，其风格类似于中国的莫言，跟劳伦斯的优美和米勒的狂暴截然不同。略萨对莫言也曾表达过很深很深的好感，他们都是那种将性写得很脏乱、但在这个过程又能“憋出”很重很重的爱和激越的作家。莫言曾经描写过爬在“母亲”裸体上的一只臭虫，脏乱得令人震惊，但莫言的描述得又让人感到呛出一泓泪水，感到无比的热爱、感激和真挚覆盖在臭虫爬的“母亲”身体。

脏乱的性和机心，我怀疑是略萨的至爱，《继母的赞扬》讲的是一个站在床上才和继母一样高的前妻之子是如何引诱继母的。这个小孩不可思议地费劲心机去占有继母，买礼物写生日贺卡甚至设计自杀闹剧，这个小孩几乎有着成熟老男人的“功力”，最终他得逞了，但却不是仅仅为了获得继母的性，而是让继母滚蛋，意图却非常曲折——想占有女仆，当女仆质问他时，他翻出亦真亦假的底牌，“这都是为了你，把她轰出这个家，只剩下爸爸、我和你。”

除了“色情”以外，略萨用一些结构写实主义的招数使其变得深刻起来。他似乎不断提供同读者智力搏斗的难度系数，用他的话说，“用新的写作技巧，迫使读者接受挑战”。他要矫正读者原有的思维认知结构与阅读欣赏模式，让读者变被动为主动，变客体为主体，诞生与时俱进的“创造型”读者。

这是什么意思呢？略萨的写作是一种改变阅读时间的写作，一会儿倒叙，一会儿插叙，一会儿顺叙，时间就像泥人一样任捏，但又不是完全的随意捏。坦率地说，拉美很多其他作家在时间上是乱来的，他们扭曲时间的方式是很古怪的，无论是马尔克斯的“ 魔幻时间”、博尔赫斯“迷宫时间”和巴斯托斯的“陀螺时间”，都有古奥的含义，但章法就不清晰。一出世，让人感到很神奇，但看多了，感觉很多是摸不着头脑的，只是作者天马行空的一种姿态。中国伟大作家马原、格非的一些作品也效仿这种倾向。

略萨也喜欢扭曲时间，但整体上他是有想法的，也有遵循某些规律的。而这跟略萨接受现代的认识论有关。认识事物的方式不是由头到尾、按时空顺序来的。而是一个人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因为某个契机，通过某个角度才开始认识的。也许你首先目击了一个陌生人的死亡，看看周边人对其的态度，有契机看到她的日记，发现她的隐私和道德的暗角，由此又牵涉出新的熟悉人，然后发现这些人可能构成了某种推动其死亡的原因。所以，很多时候认识有时是先看到事物的结局，有时是看到发展的某个层次……那么这种认识论应当体现在小说的时间结构上——这就是“略萨时间”。

成名作《绿房子》是将半个世界的故事都由众多的“现代时”构成，《绿房子》是故事发生的“空间舞台”，由5个故事组成，但时间经常交织：鲍妮法西娅和利杜马警长的婚姻；伏屋的故事（伏屋与阿基里诺聊）；安塞尔莫的一生及2个绿房子的故事；印弟安人胡姆部落反抗白人掠夺；皮乌拉市四个痞子的故事。安塞尔莫制造了绿房子，带来了文明。鲍妮法西娅和利杜马决斗然后进绿房子被流氓胁迫变成妓女，二流子跟利杜马的合作的回忆……坦率地说，如果复原时间矢量箭头的正常叙述，是件无比艰难的事情。故事和故事的联系有的时候并不是人物是个“结点”，回忆、古物、地点都可能是个“结点”，和下一个故事“搭”起来（“连通器”）。请注意，仅仅是“搭”起来，如果你对略萨的《绿房子》要画一个逻辑关系的草图，那必然是一场涂鸦，不可辨认。

再以《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为例，诚实地说，如果小说没有色情描写，估计我不会费脑筋去读它。小说的故事很简单，就是军队因为性饥渴到处找女人发泄，为了平息民愤，上尉潘达雷昂组织流动妓院（慰安妇），潘达雷昂非常勤勉地做这件事，但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矛盾。

在《劳军女郎》里面有大量对话，略萨简直是在文本世界里面做电影导演工作。这些对话往往不是在一个地点上发生的，但是它们竟然“接”在一起，就像电影里面的分镜头一样。比如上一个对话是一个家伙控诉部队的丑行：“部队在糟踏妇女，强奸事件层出不穷，甚至在教堂里、大路上……”；而下面一个对话则是一个军官拉着一个泪人儿少女去指认凶手，“请您进来，请您把那些强盗给我指认出来，陶乐德亚小姐。”；然后，场景又变成首府领导人办公室，一个领导翻阅卷宗，将劳军任务“光荣地”交给潘达雷昂，上尉则非常严肃地接受任务，并跟领导讨论每个士兵需要“服务”的次数。

从某种意义上，《劳军女郎》有点像天然的剧本，只不过电影剧本会在对话间勾勒出地点、时间、人物，但《劳军女郎》没有，读者的智力和记忆必须填补其中。用小说分析家的术语叫“闪回叙述”，闪回叙述其实是有指向的，就像电影的蒙太奇也是有某种意图一样。于是，略萨其实同那些时空切换的主观性、随意性、无序性的作家“区分”开来，理解他的小说也变得有头绪。我认为，略萨的所谓“创新型读者”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约等于“电影型读者”。略萨所积累的技巧、“挑战读者”的姿态也让喜欢“奇技淫巧”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惊叹不已，他写信说“您在创作小说时发明的巧妙绝伦的写作方法让我感佩不已”。

略萨说了“文学就是火，它意味着叛逆和反抗，作家的价值就在于抗议、反驳和批判”一类的狠话，但究其一生，他其实从一个左翼的拉美作家变成一个“中性”的理智作家。60年代的拉美人认为左派是光荣的，但现在的略萨认为左翼思潮不能解决大部分社会问题，“重要的是每天要给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找到切实可行的答案，这就是我现在的思想与过去的区别。以前我被一种先入为主的思想模式所钳制，当采取的立场与左派不一致，我就盲目自责。如今我不持任何偏见，我已不看重是否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同左派或右派保持一致。”

爱国主义、民族性、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这些词已经不能引发他的冲动，嬉皮、个人主义、开放性和全球化成为他的语词“新宠”。他在色情小说中《情爱笔记》里面写“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背后，总是燃烧着居心不良的同一性的集体主义的虚构。惟一可以把我拖进最鲁莽的战斗的国旗，就是卢克莱西娅美丽的身躯。惟一可以让我感到震撼甚至让我吸泣的国歌就是卢克莱西娅的肉体发出的响动、她的声音、笑声、哭声、喘息声……”

以色情为旗，原来可以如此飘扬！（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