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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江津区出了个“风水门”事件：一个合法在建楼盘，因“影响政府办公楼风水”为由，被要求停建。停建事件及其报道，总体上难称出人意料。而报道之后，江津方面与社会舆论之间的互动，可以说“精彩纷呈”。

权力处在社会的主导位置，这是显然的事实。规划易变，一任权力一个法，很多地方都如此。主要领导变了，规划变了，项目要停建，这在中国，甚至都不算新闻。

江津水映康城项目停建，之所以成为“风水门”事件，是因为合法建设被要求停建，在我们这个社会新闻价值有限，而只有在停建过程中另找“新闻眼”，才能为很多人关注。水映康城停建事件中，找到的新闻眼，就是“风水”。

根据已知的材料，水映康城项目停建，真实的原因，在于规划变更；停建办得不顺利，在于权力对开发商的停建补偿难以谈妥。而“风水”的作用，不过是区委书记拿来晓以之理的一个不真实的理由，后来又成为使停建事件变成新闻的一个由头。

为了水映康城停建，权力方面进行了各种工作，既包括谈判另行给予土地，也包括动用执法力量找安全不合格的借口。区委书记王银峰的“风水说”，可以认为是权力劝说开发商“通情达理”的合适道理。这个理由本身并不真实，因为政府办公楼确有搬迁规划。但这个道理可以拿出来，表明讲究风水在政治生活中占有位置，风水不仅可以讲，而且可以作为一种要求别人退让的当仁不让的条件。

而风水作为劝服理由的不真实性，与查处不安全施工的虚伪性等等，表明权力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能够采取何种办法，软的、硬的，齐抓共管、多管齐下，归咎之术，何患无辞？社会治理，完全谈不上“诚心正意”。

这种无诚意现象，在报道发出后，表现得尤其明显。江津区发布了新闻，水映康城项目高度超百米，不是挡了政府的风水，而是挡了百姓的风景，这里仍然没有说出政府变更规划、原地要建核心商圈的事实，而是拉扯“为百姓谋风景”的幌子。

一些地方的新闻办公室并不发布新闻，而是“新闻善后办公室”，它多在出现“负面新闻”或者不利传言时现身。合法楼盘停建事件变成“风水门”之前，新闻媒体在江津反复尝试，无法联系到任何一个官员或者机构接受采访，而报道发出之后，江津区的新闻办公室却出来指责报道不实。报道实不实，是另一个问题，请问你作为一个政府机构，为报道真实做了怎样的工作呢？

停建事件变成“风水门”报道后，王银峰更是作了伪证。这位区委书记坚决否认曾谈论风水，委屈地表示政府与开发商谈，并没有录音，而开发商却用录音对付我们，同时要求开发商放出录音来，以明真相。

必须指出，音像器材易得，录拍行为极为普遍，人们的日常行为，不仅公共场所的行为，还有工作行为、私人行为，以及商务行为，都越来越多地被偷录偷拍。偷录偷拍行为的合宜性及合法性，并非不可以探讨。本次事件的录音中，王银峰不明就里，本色毕现；录音者有备而来，诱其表演。这种录音行为，并不正当。然而类似王银峰这样的官员，倘非有音像材料，你何以相信他说过做过或者没有说过做过什么？

开发商放出的录音，证实王银峰不仅指责开发商挡了政府风水，而且欺骗开发商，将计划中的政府搬迁说成是因水映康城遮挡。录音中的语言，从 “我来承担损失”到 “你胡扯”、“你放屁”，软硬兼出，文野杂陈，里面还有一股流氓腔调的“想跟政府玩的人，我们陪到底”，以及一股专制气味的“这里是衙门”。录音中最为令人震惊的，乃是这样一个宣告：“你知道什么叫恶不？跟政府作对就是恶。”

现代社会里，公民意见与政府相左，公民行为与政府意欲相对，实在是无日无之。现代社会里，政府就是公民授权的办事机构。不让政府省心，政府才能进步。而王银峰或许还有更多的中国官员，却认为跟政府作对就是打击的对象，是黑恶势力中的“恶”。

现代政治文明均认为，有限政府、主权在民、法治国家是必需的。而在中国，“跟政府作对”被定义为恶，需要打击。这就是说，跟政府是否作对，不仅是政治问题，而且是道德问题（善恶区别）和法律问题（是否要被司法打击）。这是否代表了某些地方官员的政治文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