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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小说热是2010年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许多官场小说的作者不是专业作家，他们的正职是各政府部门的官员。他们的写作，或是为记录自己经历的历史，或是为了留住为官的感悟。（1月3日《华西都市报》）

官场小说看热绝非去年的事，数据为证：2008年官场小说品种约118种，2009年1月至3月官场小说品种达到123种，之后虽无数据，但官场小说盛宴的的到来无可辩驳。文学疲软，官场小说却大热，的确是意味深长。不过，所谓官场小说热，热的倒不是文学本身，而是官场，这和前赴后继报考公务员的情形太类似了。

我们通常看到的官场文学，特别是在职官员写的官场小说，严格说来更接近于处事厚黑学、职场秘笈、权谋书。这类书之所以畅销归根结底还在于小民百姓对权力有种与生俱来的崇拜情结，再加上官员群体的特权和福利，更是吸引着无数人向其靠拢。与此同时，官场的不透明，也进一步催生了公众窥探的欲望，加之出版商的鼓捣，一部接一部的官场小说也就粉墨登场了。

我的朋友黄波和著名官场小说作家王跃文对话时，王曾说，最好的官场小说应是给官场祛魅、给官员祛魅。这句话我颇为认同，但大热的官场小说大多并非如此，而是相反，反倒增加了官员和官场的神秘感。当然，也正是因为有神秘感，权力才有威严，官员作家们的低调也就不难理解。当然，官员出书并非中国特色，国外的政治家也出书，例如丘吉尔甚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此外，欧美国家的元首任期届满之后，写回忆录已成惯例。但是将这些作品，和我们的官员写就的“官场笔记”对照着看，区别一目了然。他们当中甚至不乏对自己从政的反思和忏悔，而我们这里能够正视现实和真实，以冷峻的眼光对官场文化进行思考和挖掘的，实在少之又少。

作为公共生活的一员，作家和所有的社会成员一样负有责任。权力和责任密不可分，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既是作家又是官员的官场作家们，如果仅仅是迎合市场，满足人们窥探权力场域、学习宦海沉浮技术的欲望，这和一个作家的责任背道而驰。这并非是对官场作家苛刻的道德要求，而是对官场现实的追问。

文学不是工具，文学的价值更不能简化为“成功学”，文学和政治天然应该有一些距离。如果人们需要通过阅读官场小说来提升从政的技术，不得不说这和现代政治文明相距十万八千里；官员可以是文学家，但在政治和文学之间，绝非没有鸿沟。只有让官场小说回归正常，让官场回归透明、民主的现代规制，我们才不至于为官场小说的大热痛心疾首。

这也便是王跃文所说的“祛魅”，不过最需要祛魅的不是文学，而是权力。但权力终究不可能靠文学去祛魅，只有让权力受到足够的监督和制衡，权力才不再有什么“魅力”，公众也才不至于想通过官场小说，去深谙为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