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觉得《让子弹飞》（以下简称《子弹》）好看，我也不觉得难看。但这里所谓的好看，显然不光是指那种具有黑色幽默色彩的故事情节，搞笑的对白，应该也把影片的暴力元素算在了里面。比如，有一篇河南作家评姜文新片的报道，其中就有对《子弹》暴力的赞辞。何弘说：“不少人说这部片子张扬的是暴力美学，这样说不能说不对，但我觉得这与一味崇尚暴力还是有区别的，它张扬的是一种桀骜的血性，一种对社会正义的朴素追求。片子看完确实能给人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鱼禾说：“我欣赏姜文的血性：暴力，为弱者伸张义愤的暴力。”既然连作家都如此欣赏暴力，普通观众也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有必要对暴力美学稍作清理，也有必要琢磨一下《子弹》中的暴力美学源自何处，更有必要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就成了暴力美学的欣赏者。
电影学方面的专家指出，暴力美学是1990年代中期在电影界流行起来的一种说法。此种影片起源于美国，发展成熟于中国香港。其后，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到“东天”取经，视暴力美学为宝物，并把它运用到了自己的多部影片中。暴力美学的电影作品往往有如下共同特征：它们把暴力和血腥的东西变成了纯粹的形式快感，而影片致力于挖掘的也是枪战、武打动作、杀戮和其他暴力场面的形式感。正因为形式主义趣味是暴力美学的兴奋点，所以，电影中的社会功能与道德教化效果就被排除在外，不管不顾。（郝建：《“暴力美学”的形式感营造及其心理机制和社会认识》）比如，电影《黑客帝国》利用“Flow-Mo”特技技术，将一个闪避子弹的普通动作铺陈渲染成绚烂夺目的瞬间，影片的暴力美学也发挥得淋漓尽致。“片中基努·里维斯闯进保卫大楼，慢慢亮出外套里的枪，开始扫射。枪林弹雨中，大理石梁柱碎屑纷飞如雪，基努·里维斯飞墙走壁，怎么射都射不死，酷到极点。”（程青松：《国外后现代电影》）
据报道，姜文非常欣赏昆汀的电影，这意味着，不仅是昆汀的密集型叙事成了姜文的学习榜样，而且《低俗小说》、《杀死比尔》等片中的暴力美学也成了姜文拍摄《子弹》的参照范本。而如此一来，央视主播郭志坚的批评就显得比较错位。因为《子弹》中的暴力美学显然也在追求一种形式快感，但你却说它“很黄很暴力”。这种来自朴素感受的道德批评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我想它说的是另一码子事。
这么说，《子弹》的暴力美学仅仅是向昆汀或吴宇森等人的致敬之作？如果这么来定位《子弹》，我们或许就小看了姜文。在我看来，这部电影中的暴力美学还有另一源头。
电影中有张麻子“发动群众”一场戏，起初他向群众散银子，群众拿走了银子却又全部交给了黄四郞；然后他又给群众发枪，群众拿起了枪，且在“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的几番鼓动下一拥而上，但跟着跟着便一哄而散。当张麻子终于杀了黄四郞的替身，群众才无所顾忌，上演了一出抢分黄四郎家产的大戏。在这场戏中，群众杀声震天，愤怒声讨假四郎；张麻子手起刀落，血溅白上衣等等，固然是为了让群众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抢碉楼”，但这种场面，却也让我想起了以往一些小说的相关描述。
比如，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上描写道：“人们都拥了上来，一阵乱吼：‘打死他！’‘打死偿命！’”“人们只有一个感情——报复！他们要报仇！他们要泄恨，从祖宗起就被压迫的苦痛，这几千年来的深仇大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也有类似场面：“从四方八面，角角落落，喊声像春天打雷似的往前直涌。”“赵玉林和白玉山挂着钢枪，推着韩老六，走在前头……后面是一千多人，男男女女，叫着口号，唱着歌，打着锣鼓，吹着喇叭。”对于这种场面描写和作者用意，钱理群先生是这么概括的：“这里，群众性的暴力，被描写成革命的狂欢节，既是阶级斗争的极致，也是美的极致：作者所欣赏的正是这种强暴的美。”（《1948：天地玄黄》）
我把这种强暴之美看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暴力美学。而这种暴力美学不仅出现在以往的小说中，也出现在当年拍摄的诸多电影里。比如《闪闪的红星》，潘冬子怒目而视，高声断喝，一刀砍向胡汉三，这是不是一种暴力美学？当然，此鸭头并非彼丫头，此种暴力美学更讲究的是阶级仇，民族恨，却并不单纯追求形式快感。或者也可以说，那种形式感中已融入了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
《子弹》接通了上述叙事中的暴力美学。这很可能意味着，姜文虽然表面上拍的是一部商业片，但骨子里，《子弹》通过巧妙“伪装”，也拨动了观众政治无意识中的那根琴弦。于是，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当我们喜欢这部片子时，是不是意味着它也照亮了我们残存或者正在潜滋暗长的上述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