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为买房子假离婚，你愿意吗”的调查显示，64%的参与者说“可以试一试”。近年来，子女上学、拆迁补偿、购房等都成为假离婚的种种理由。这条获取利益的成功捷径让很多夫妻纷纷复制效仿。
为了多买一套房子、少付点首期与利息而玩“劳燕分飞”的假把戏，恐怕许多外国人都无法理解，可“假离婚”就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早在几年前，“中国式假离婚”就开始滥觞。
如2005年，华北油田曾出台“单身不下岗”政策而导致职工像赶集一样玩“假离婚”；哈尔滨某教育部门“男女有别”的供热费报销制度，其中离异女职工可以享受报销待遇，导致集体“假离婚”；重庆某地拆迁补偿制度规定：离了婚单独立户的，可以各分一套房，以优惠的价格购买，导致大规模“离婚”……今天的住房“限购令”再次让“假离婚”现象沉渣泛起。
作为局外人，容易把“假离婚”当笑话看，莞尔之余甚至还叹一句“中国老百姓真会钻空子”。但正如广州俗谚云“有头发谁想做瘌痢”，如果不是现实所迫，谁愿意玩“假离婚”这个既丢脸又可能丢“人”的游戏？夫妻真离婚背后往往都有“第三者”，可谁又是“假离婚”背后的“第三者”？
这个“第三者”，看来还是制度。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户籍身上牢牢地捆绑了教育、就业、住房、社保、计生等诸多公民权利，丝毫不可逾越，不同户籍间的公民权利，可能有天壤之别。即使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管理者仍然对旧户籍制度心存依赖，依据户籍分配社会资源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别的不说，就现行的高考制度，对户籍的限制仍然铁板一块，不得通融，正是这种制度，催生了“高考移民”现象。
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一书提出“羞辱性制度”概念。从这个角度审视，导致公众“假离婚”的制度无疑就是一种“羞辱性制度”。为防止“假离婚”现象一再重演，伤害社会公序良俗，必先从制度设计本身入手，使制度符合法律、法治精神，接近社会公平与公正，尤其是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早日提上议事日程。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方可进而考虑制度的周密性，降低制度的“可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