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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就科学界如何潜心学术、摒弃急功近利，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表示：“我自己的论文数量比较少，自从2004年有独立的国内实验室后，发表过3篇原始文章。2006年、2009年、2010年，我在北京的实验室论文数量为零。”

饶毅有“底气”，也有机会把自己的“慢”呈现出来。说其有“底气”，是因为他当年回国时，是美国西北大学讲席教授。他的回国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并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

这样有来头的人物，学校是不会以其暂时“不出活”就让他走人的，否则不是说明当初学校引进他时看“走眼”了吗？但就是这样，饶毅也感到了压力。他表示：“目前中国科学界比较求快，对我也不例外。……好在我已有工作基础，而且2005年在中国发表过一篇《细胞》论文，我得到的支持可以持续一些时间，只要我不怕喝倒彩的压力，不脱离自己的特点转而追求急功近利，还可以承受慢一些带来的压力。”

很明显，饶毅的“底气”也不太足了。从他的处境推想，如果再多几年不出一篇论文，他得到的支持就可能难以持续。要是换成其他人，基本上已经肯定得“走人”了，怎么还有机会有心情谈自己的“慢”？

饶毅的状态是令人羡慕的。这是做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科研的状态，是追求科研的质，而不是量的状态。但就是如他这样有声名的学者，其实也生活在论文的无形压力之中，可见这种状态，对超过99%的学者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对于这种学术状态，各方的意见是不一的。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这种状态可能出好的科研成果——有学术理想的学者毕竟需要“十年磨一剑”；也可能制造一大批“学术懒汉”，一些混日子者，可以此为理由，拿工资不出活，这样下去，大学还有啥成果可言呢？而且，以目前的大学情形分析，出学术懒汉的可能性比较大。

为了不让教授们成为“懒汉”，也为了大学多出成果，今日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普遍实行对教师的量化考核，要求每年产出多少经费、论文、专利，将这些直接与待遇挂钩，与来年招收研究生挂钩，还与“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