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节一过，浩浩荡荡的农民工背上行囊，南下北上，东奔西走，铁路、公路车流如梭，交织成一股逾月不退的“春运潮”。“潮水”年年有，今年更特别。持续了七八年的“用工荒”今年尤甚，以至于东部的“婆家”和西部的“娘家”使尽浑身解数，展开了一场农民工的争夺战。
下达招人指标，车站码头围追堵截，承诺加薪，长途大巴家门口挖人，地方政府和用工企业放低身段，笑脸温暖得让人有些难以置信，而浙江和珠三角地区部分城市更是到了近乎拼抢的地步。农民工行情看涨，成了劳动力市场的香饽饽，似乎旭日阳刚催人落泪的《春天里》一唱，农民工群体的春天真的要来了。
我不能说，地方政府和用工企业“求贤若渴”，对农民工开出的条件都是“空头支票”，都是虚情假意。但可以肯定的是，看似散发着人性光辉的种种关怀对于农民工而言，并非近在眼前，唾手可得，而是远在天边，是需要去“讨”、去“争”的，而一些权利无论怎样去争讨，现阶段也都是水花镜月。正如贾平凹写作反映农民工生活的小说《高兴》，主人公叫刘高兴，越写他的惬意，越写他的快乐，心里越沉重，怎么真的高兴得起来呢？在贾平凹的眼中，农民工的命运其实“早已决定了”的。
农民工的命运是由什么“决定”的？贾平凹没有回答。经过20多年的持续输出，中国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已经发生变化，正从过剩转向紧缺。“民工荒”看似是微观经济中的小事，却真实地反映了宏观经济中的分配不公等诸多严峻问题。在我看来，决定“刘高兴”们命运的，有社会管理体制、城乡二元结构等深层次的政治社会原因，而不是所谓的短期性、局部性问题使然。
一直以来，城市把农民工当成过客，实行“经济接纳、社会拒入”。现行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将农民工排斥在外，导致进城打工的农民在城市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享受不到基本的公共服务，无法在城市中扎根生存。保证农民工“进得了城”，还要保证农民工进城后能够“留得下”，无疑是中国目前最突出、最紧迫的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