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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问题之所以积重难返，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基础虽然已经市场化，但上层建筑仍然停留在计划体制；劳动力要素虽然已经市场化，但户籍制度仍未给劳动力松绑。农民工问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怪胎，是改革不完善、不彻底的结果。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中国农民工数量约2亿人，农民工家庭人口约5亿人，在如此庞大规模的由乡到城大迁徙的背景下，对于包括“铁板一块”的户籍制度在内的社会管理体制，为什么迟迟看不到有关方面改革的决心和诚意。

同过去召之即来、挥之也不去的用工情形相比，进城农民工开始“挑挑拣拣”，用人单位扯开嗓子招工却应者寥寥，应该说是一大进步。在经历了30年“见物不见人”的发展之后，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用工荒”，城市尽管“临时抱佛脚”地向农民工伸出橄榄枝，也很难得。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和一个崭新的“以人为本”时代的到来，劳动力短缺的拐点成为发展方式转变的拐点，也不是自然而然的。

需要指出的是，基本实现了代际替换的农民工群体，相对于上一辈，他们更相信自己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对于社会不公和身份歧视等有着更低的容忍度。如果不尽力满足他们的市民化需求、社会保障需求、教育需求、发展需求，让大批寻梦的农民工放下行囊在城市落地生根，而是功利化的施予“仨瓜俩枣”，“民工荒”问题难免经年累月地“春风吹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