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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表示，目前，我国医生的社会地位处于全世界较低水平，愈演愈烈的医闹也已达到史上最为严峻的时刻，建议国家出台《医院治安管理处罚条例》。（3月9日《京华时报》）

基层医生呼唤公安介入，以期走出“史上最为严峻的时刻”，这何尝不是医生在表白：我们也是弱者，非常需要保护。未曾料，卫生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黄洁夫就很不赞同，他说，“各行各业都出台自己的治安管理条例，那法规就会越来越多了”。他表示，支持由医院和患者之外的第三方来解决医疗纠纷。他认为，真正的“医闹”毕竟是极少数，出现医疗纠纷说明医院自身可能也有问题。

说实话，医闹存在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长久以来，我们都期待着包括医院、患者、社会等等各方一起给力，共同解决。但这一提案，却多少让人有些心灰意冷，不是担忧“医警合作”模式能否行得通，而是这种寄望于引入外来强制力通过“压制”的方式，恰恰是一种对抗式思维的产物。倘若这一思维在医疗卫生界大面积并持续存在，医生只会更加依赖公安等外在强制力的“保驾护航”，由此看来，医患对抗不是消解了，而是加剧了。

我们欢迎医疗卫生界能够秉持公正，心平气和地指出患者群体存在的一些问题，这有助于创造解决医患的氛围。但，很遗憾，看到医疗卫生界委员联名呼吁公安介入的提案，别说不少网民比较反感，特别是连卫生部副部长也表示不赞同，基于此，或许可以预知这份提案的命运。但仍旧需要指出的是，基层医生引入公安力量的呼唤，说明“医闹”面前，医院和医生自认为也是弱者。那么，“医闹”，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场弱者相残，而对于困扰已久的医患关系问题，我们都晓得，任重道远，对抗终究换不来医患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