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4月4日，北师大教授董藩发微博称，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此言一出，立刻在微博上引起巨大争议。（4月6日《天府早报》）
知识改变命运，但空有满腹书本知识而不懂得如何运用到社会现实之中，对于自身以及国家而言，都是一种极大的损失和浪费。“40岁时挣到4000万”的言论虽然显得不太实际甚至过于离谱，但如何鼓励并教会学生将知识优势尽快转化为能力优势、经济优势和为社会做贡献的优势，可谓是当下大学执教者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对于金钱与财富，公众的态度向来暧昧，情感向来复杂。穷人和富者、得志时与失意时，稍微置换语境，前后逻辑就开始矛盾得难以自洽。说自己不喜欢钱，若身无长物则难以在社会上立足和生存；说自己痴迷于钱，却往往以“钱乃身外之物”聊以自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个中艰辛与悲戚，或许只有真正踏入社会才能品咂得愈加深刻。
面临毕业的大学生们恰恰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节点之上，父母的庇佑、学校的护爱，已渐行渐远，社会的阴暗面、现实的坚硬处，却按下葫芦浮起瓢地迎面而来。如何在充满风险的社会中以不变应万变，将所学知识充分利用起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自力更生，并通过创造价值和财富回馈家庭与社会，应该是很多学生应该恶补的生存和发展必备之技能。
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培养出一名大学高材生少则需十几年多则二十几年，家庭的付出，国家的投入，其间消耗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难以衡量。如果学生所学知识最终不能在现实中加以运用，而只是在自己头脑中发酵和内耗，对于高校的招牌和老师的名声来说的确是一种抹黑和羞辱，对家庭和社会则更是难以承受之重和不可触摸之痛。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如董教授所言，通过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富裕起来，并不就意味着要无限制地攫取和囤积财富，而是尽己所能创造相应的GDP、税收、就业岗位，为帮助低收入者做出应有的贡献，并避免自己及家庭成为社会的负担与累赘。从一方面而言，所谓“40岁4000万”的观点确实不乏道理，尽管这个具体数字显得太过惹眼并有些哗众取宠。
应该说，鼓励学生以知识自我强大、以能力推动价值增长，致力于向成功人士靠拢，从情理和现实看来都并没有错。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社会为教育注资，教育进而反哺社会，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并改善局面，形成良性循环。当教育投资成为孤注一掷，最终换来的除了知识的机械式增长之外一无所有，不见社会财富的增加，不见公共福利的提升，那么不得不说是教育和高校的悲哀。
诚然，大学象牙塔教给学生的主要是知识，但又不能仅限于知识，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学生首先将知识优势转化为经济等方面的优势，毕业之后才可能在社会上扎根立足。如果高校教书育人不是为了培养能够更好地为社会做贡献的成功人士，那么还谈何“达则兼济天下”以及“大庇天下寒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