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行为应与政府切割。公益事业就是公益事业，怎么叫‘捐给当地政府’？公益事业是善事，讲究的是一个善念，当然不能 ‘收回成本’。但是，在中国当下，富人有另外一种做公益的方式。
山西煤老板的身份色彩似乎在多年的黑色渲染后开始慢慢变白，甚至变得多彩起来。据中国新闻网4月19日消息，山西煤改过后，汾阳市一群煤老板组成转型协会，将资金投向了公益事业。有趣的是，这则新闻报道中还有一条注脚，汾阳对公益事业投资最多的煤老板孔祥生说：“我们投资的15亿中，一大部分是要捐给当地政府，就不打算收回成本。 ”
煤老板做公益事业，当然是好事。白色总比黑色更安全，也更受人尊重。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善人”与“富人”往往也贴着同一个标签。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道德追求，也构成了中国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伦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过去封建制下的中国，富人铺路架桥，开仓赈灾，救济穷困，也都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维系和运转提供了可贵的精神资源。现在，汾阳煤老板试图改变自己那种黑色经济获利者的形象，转而投身当地的公益事业，一方面构成了对中国优良传统的重温与恢复，一方面改善了当地的商业伦理以及商人的身份色彩，无疑值得肯定。
然而，富人行善，善亦难行矣。首先，慈善行为应与政府切割。公益事业就是公益事业，怎么叫“捐给当地政府”？这往往使人产生双重联想：一是汾阳这次煤老板做公益，是出于行善的动机，还是政府的动员？在历史上我们不难看到，每至政府有难处，官员便向富人“逼捐”，为了让富人掏出钱来，官员往往使尽手段，结局当然往往都是政府得逞，而富人遭殃。在这种情况下，富人无疑也是弱者，茅于轼先生所谓“为富人说话”之谓也。也即，与更强势的政府权力比起来，富人往往也是弱势的一方，无论是税负的增加还是善款的被动员，无不出于弱者对强者的臣服。这种被迫的臣服不但不能带来富人对慈善事业的真心向往，反而是对富人财产的另一种剥夺。只有出于真心的行善，才能将善念扩散，并使善行的伦理教化作用进一步彰显。
同时，如中国有名的民营企业家宗庆后所公开表示的那样，经营好企业、创造利润才是商人最大的善行，企业经营好了，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解决更多人的生计。并因此，宗庆后拒绝成为“裸捐”的带头人。如果商人都不去创造利润而是将钱投向效益有限的公用事业，则公用事业虽发展了，但商人这个制造利润的机器被改造了，税源成了一次性的投资，对于整体经济的持续增长来说，未见得是一件好事。
而煤老板做公益所引起的另一重联想则是，此次煤老板的转身，是否真的意味着富人在纯粹“做公益”？正如前述的煤老板所言，“捐给政府，就不打算收回成本。 ”公益事业是善事，讲究的是一个善念，当然不能“收回成本”。但是，在中国当下，富人有另外一种做公益的方式，那就是通过给政府捐款（说是用于当地民生事业），或改善在政府中的形象以利未来 “好办事”，或者干脆派钱给政府，将善行看成另一种方式的投资行为。慈善被蒙上了透过权力谋取更大利益的灰色纱幕之后，善行也必将变味和变色。
凡商人总要逐利，甚至，商人最大的道德应该首先是创造利润，但创造利润的方式必须正当。既不能是沾满血色的黑煤经济，也不能是红黑通吃的变色生意。因此，面对山西煤老板的身份转型，需要仔细甄别之后，方能下一个黑白红的定断。
（作者为《中国新闻周刊》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