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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后，各地严查醉酒驾车行为的情况，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军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表示，对醉酒驾驶者追究刑责应慎重，不应将醉驾一律认定为刑事犯罪，而是要与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按照事件情节恶劣程度判断，危害不大的可以不认为是犯罪。（据2011年5月12日《新文化报》）

张军的讲话符合法理精神，虽然不是司法解释，没有法律效力，但对地方法院和司法实践仍具有指导性。笔者认为，“醉驾不应一律犯罪”缺乏严谨性，会对严历打击醉驾行为产生负作用。

“醉驾不应一律犯罪”与立法相矛盾。因为《刑法修正案（八）》明文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这意味着，醉驾犯罪一种是依情节恶劣程度而定的“行为犯”，只要实施了醉驾行为，不管是否出现直接后果，就一定会被定为犯罪，应给予相应的刑事制裁。而“拘役”又是刑事处罚的主刑之一，“醉驾不应一律犯罪”之说不能成立。

醉驾就是犯罪。不错，犯罪是蔑视社会秩序达到最极端、最明显的行为，是违法行为中最为严重的部分。驾车者半斤白酒下肚再去开车，客观上也没惹着谁伤着谁，似乎与犯罪压根儿就不挨边，其实不然。“危险驾驶罪”是一种危险行为犯，即只要具有某种潜在的危险，不一定要出现危害后果，仍可以此罪名定罪量刑。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魏东表示，醉驾入刑不应有“情节恶劣”限制，应直接将“醉驾”解释为“情节恶劣的危险驾车行为”，即犯罪。如今，公众普遍认为，醉驾是人们最为深恶痛绝的一大“马路杀手”，司机一杯酒，何止亲人几滴泪，更有巨大财产损失、家破人亡的惨剧，直接破坏了社会秩序，尤其在当前全社会高呼声讨醉驾行为的背景下，仍敢醉酒驾驶无疑是顶风上，情节就更严重的了。

醉驾不存在“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犯罪。”但这一条款并不适用于“危险驾驶罪”。事实上，“醉驾入刑”最初的提审草案稿是有“情节恶劣”前提的，在人大常委会审议中，许多委员都建议删除“情节恶劣”，认为“醉酒驾车行为属于主观故意，其造成的现实社会危害和潜在的社会危害十分重大，无论该行为是否存在恶劣情节，都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这样有利于有效地预防和惩治犯罪”。最终，委员们的建议被采纳，“情节恶劣”被从草案中删除。

“醉驾不应一律犯罪”降低了法律的严肃性。一名网友曾用这样一副“对联”来表达自己对“醉驾并非一律犯罪”讲话的担忧，“上联：皮筋法律，因人而异能伸能缩；下联：醉酒驾车，不出事故想开就开。”人们的担忧不无道理。特别是在目前法治意识不强的背景下，“按照事件情节恶劣程度判断”醉驾是否构成犯罪，会给权力寻租、人际关系等撕开一个裂口，打通一条便道，最终导致刑法修正案关于醉驾的处理流于形式。

我们并不否认，区别对待醉驾是法律理性所在，而法律理性的回归则应体现在法律制裁的具体实施上。《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危险驾驶罪”实行拘役的刑罚，期限为3—6个月。由于拘役属于轻刑，只是短期剥夺犯罪分子人身自由，实行就近关押改造，而且在拘役期限上留有酌定情节量刑的空间，这都较好的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原则，本身就是理性的。既有利于对醉驾人员惩罚、改造和感化，又会对其他驾车人员产生威慑、教育和警示作用，进而使“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入心入脑，成为自觉意识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