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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也有事关成败的关键性问题，比如会否出现有法不依的现象。对此，美国的做法是，法律中明确极其严苛的罚责，如伪造检查合格标识将被处以最高1万美元的罚金，或者最高两年的监禁。如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100年前的1万美元，至少相当于今天的200万美元。而在我们的身边，像盖章收费，执法经济这样的词眼，早就深深刺痛着从眼球至脑海的每一个神经细胞。更令人失望的是，一些所谓的处理，也仅仅是隔靴搔痒。

美国的许多改革并非源自个别圣人的先知先觉，同样是“迫”于严峻形势之下的不得已而为之。除了食品监管问题，100多年前的美国，在预算改革、会计改革、药品等问题上，亦与我们今天面对的困惑有着高度类似，这意味着，虽然当前我们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我们具有后发改革优势，因为只要我们树立改革信心，完全可以踩着别人改革经验的肩膀，以更低的成本，收获更大的改革成果。

虽然中美两国面临的现实有着太多的不同，但如果仔细追寻这些改革的足迹，我们或许可以以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学习方法，去其糟粕，吸其精髓，为我所用。其实也没必要把眼光局限于美国，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改革经验，都应为我们所用，比如欧洲的零风险食品管理经验、日本的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等。换句话讲，只要我们确实抱着做学生的虔诚态度，发达国家的许多经历特别是成功改革，都可能成为我们改革奋进的优秀教材。这或是本书良苦用心和真正启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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