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湖南石门被曝有副县长11位，随后，四川巴中市下辖的4个国家级贫困县再次被曝“超配县长”，其中以南江县有10位副县长为甚。“但这些都太少了，还是赫章牛啊！”有网友近日在天涯发帖说，贵州赫章县竟有12位副县长。记者调查后发现，12人中6人为挂职副县长。8月16日，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接受采访时表示，“挂职不能算实职”。（8月17日《羊城晚报》）

“最牛公务员”吃空饷事件刚刚淡出，贵州赫章县的12名副县长又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干部配备膨胀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难免让人浮想联翩。尽管记者调查发现，12人中6人为挂职副县长。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说“挂职不能算实职”。但是国家级贫困县真的需要这么多副县长吗？

如果地方擅自违规配备干部，上级整改起来或许不难，难的是挂职干部多由上级派出，美其名曰积累经验，培养能力。实则积累政绩资本，安排相应职位。当地政府即使不欢迎这么多挂职干部，也没有胆量拒绝上头的“旨意”。

应该说，干部挂职，作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和实践，在促进机关精简机构、交流人员、培养锻炼、招商引资、协调工作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对照贫困县拥有6名挂职副县长的现实。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干部挂职的利弊。

首先，挂职干部派出单位与接收单位之间衔接管理存在制度空档。对于派出单位而言，人不在原单位，对挂职干部的管理难免粗疏。对接收单位而言，挂职干部工作关系保留在原单位，考虑到干部挂职时间不长，一般不愿给他们分配具体工作。有的挂职干部俨然成了“挂名”干部。

另外，有的地方派出挂职干部并不是因为工作需要，而是机构臃肿、给富余干部一个比较体面的出路而已。从这个角度讲，贫困县出现6名挂职副县长并不难理解。

除了挂职干部人浮于事以外，由于挂职制度先天不足，挂职干部乱作为的情况也不在少数。与“驻京办”类似，中央、省市干部到基层挂职，基层官员挂职中央与省市，基本上就是招商引资、要资金要政策的代名词。还有的挂职干部甚至成了官商不分的红顶商人，滋生了权力寻租与腐败行为。国家行政学院龚维斌教授曾直言：“一些挂职干部徒有挂职的空名，成了拉关系、跑项目的联络员。”这不仅歪曲了干部挂职的本意，还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公与权力腐败。

因此，透过副县长“泛滥成灾”，挂职干部满天飞的现实，检视干部挂职制度的缺陷，规范干部配备，很有必要。一方面，要完善挂职干部制度设计，落实挂职干部管理的衔接问题。另一方面，干部挂职制度值得重新审视。干部挂职到底是为了培养锻炼干部，促进人员交流；还是为了镀金增加资历、分流富余人员？这个问题需要从制度层面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