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药荒”绑架公众，“药市”逼宫政府。“救命药”玩停产、玩减产、玩短命、玩变脸、玩失踪、玩缺货。药企玩转了“救命药”，药企其目的只有一个——制造“救命药荒”绑架公众利益，“逼宫”相关部门。借助“救命药”市场紧缺局势，坐收另一种渔人之利。另一种怪象值得警惕，“救命药”市场正“荒”时，也正是黑市最“忙”时，医疗机构及患者无奈之下到黑市中去购买高价药，但高价的“救命药”源头来源于同一个药企，他们是利益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只有斩断“救命药”这条“黑色利益链”，“救命药”市场才得以恢复平静。

第四，“救治”建立预警，“药业”联网监控。“救命药”出现全国性供应紧张，也暴露出此类“孤药”生产波动给临床用药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一种手术必备的药，只有一家企业生产，且没有替代品，如果企业真的停产，其安全风险不容小觑，必须建立长效机制，保障临床紧缺药品的生产供应。“救命药”短缺问题更深层次折射出公共卫生监管体系残缺。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确保生产、销售者有钱赚。只有这样，才能让“鱼精蛋白”等“好用价廉药”起死回生，才能预防更多“老药”重蹈覆辙。如果价格合理，企业为了一己之力而制造人为短缺，有关部门就要追求责。

第五，“救命”大于利益，“保护”重于泰山。在“救命药荒”面前，相关组织和责任单位只有“联手”，站在公众的立场，启动预设的紧急预案，设法第一时间打破药物生产销售垄断局面。更重要的是，源头抓管理：一是应出台政策，保护“救命药”生产药企；二是合理利用市场杠杆调节，做好预警防范工作；三是开放市场，允许医院引进国外同类产品；四是应尊重市场规律，重新评估拟定新的市场价格；五是保障“救命药”的“救命源”，即价格；六是给药企创造合理的利润空间；七是吸引更多药企参与“救命药”的生产；八是打破“救命药”的垄断局面。

近年来，类似“救命药”断货的事件不断发生，却未能纳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管理范围，更未建立完善的应急机制。可以说，“救命药全国性缺货”事件，暴露出了我国药企只顾追求利益而自身道德与良知的缺失，暴露出了相关组织和责任单位工作的失职与不作为；暴露出了我国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的重大疏漏；暴露出了国家医疗求助和生命保护等管理机制的弊端……一连串的“暴露”在不断地质问我们的药企，在不断地追问我们的医院，在不断地拷问我们的政府。

“救命药全国性缺货”是一堂生动而鲜活的生命求助与健康保障的“应急课”、“管理课”、“责任课”、“道德课”、“良心课”和“哲学课”。我们的药企要反思，我们的医院要反悟，我们的政府要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