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发布《2011年国家公务员招考中的就业歧视状况调查报告》。报告称，调查的2011年国家公务员近万个岗位，全部存在健康歧视和年龄歧视，此外招考还在性别、户籍、地域等方面存在歧视性要求。

公务员招考的就业歧视，只是冰山一角。《新京报》去年的一项调查中，近九成网友认为“遭遇过”就业歧视，近九成网友认为就业歧视“严重”，近九成网友在遭遇就业歧视时的选择，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另寻单位”。这种歧视因为司空见惯，已经制度化、规范化，已进入不被检省的“集体无意识状态”。

公务员招考被称为“国考”，其一举一动，都有强烈示范效应。现在被揪出大量涉嫌歧视的条款，实在令人汗颜。但此事积极意义在于：督促各级部门，在民众的觉醒与期待面前，对就业歧视从“无意识”转为“有意识”，从“无作为”转为“有作为”，从“歧视惯性”转为“反歧视惯性”。

如果不是专业报告指出，很多歧视条款我们并没意识到：比如报考年龄限定35岁，某些岗位规定“不招女性”，某些岗位要求“相貌端正、身体匀称”，某些岗位只要“城市户口”……这些就业门槛，造成了职业壁垒，令一些不重要因素成为左右就业的关键，甚至沦为暗箱操作的“抓手”，这与鼓励人才自由流动的原则背道而驰。但由于没有共识，很多不合理要求还能找到正式文件规定来“撑腰”，导致被歧视者毫无博弈能力，绝大多数人不是“依法维权”（有时无法可依），而是无可奈何地“另寻单位”，惹不起还躲不起？

歧视这回事儿，你越躲，它越多。“就业歧视”被视为开明社会的“全民公敌”，若任其自由蔓延，愈演愈烈，人人都会成为受害者。排就业歧视的雷，第一步是发现地雷所在。公务员招考被揪出来当“靶子”是个难得的契机——它有助于大家用“放大镜”发现每一个不该容忍的

歧视条款，让大家加深反就业歧视的意识；它有助于我们看清反就业歧视的紧迫性；它有助于我们解剖这个标本，从此寻求治理就业歧视的路径。

反就业歧视，一是改变社会观念，以更包容的心态认识就业，减少所有不必要的门槛；二是廓清所有涉嫌歧视的行为，建立基本的就业公平共识，消除法律的模糊地带；三是建立诉求、维权等救济渠道，加大问责力度；四是主管部门树立反歧视意识，主动听取社会呼声……虽然对于行政干预会不会影响企业用人自主权，还存在争议，但对于国家公职人员的招录，不应该有这种顾忌——消除所有歧视门槛，实现公平公正，就是其大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很多就业规定都是参照“国考”标准制定的，如果国考里涉嫌歧视的规定比比皆是，我们就无法理直气壮地对社会其他领域的就业歧视当头棒喝。我们更需要通过事前监督、事中监督等手段，建立有效的干预机制，实现“制度性反歧视”。这注定是一个与观念为战、与惯性为战、与特权为战的过程。为公平公正、为民众民生的“战斗”，没什么丢面子的；只有我行我素、停滞不动，才是权力的傲慢与歧视的丑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