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名叫黄庆红的重庆籍务工人员，通过一封信向铁道部领导讲述了自己因为不懂网络，4次前往火车站购票未能如愿的故事。应该说，往年4赴车站未得票的人也大有人在，只是今年因为网络购票进一步窄化了外出务工人员的购票几率，从而导致了上述不满的出现。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购票者也持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态度，这和人们痛恨铁路系统内部人私吞车票其实存有类似之处，只是内部私吞乃属规则之外的“提前获得”，而网络购票则属于规则以内的“抢占先机”。但无论何种方式，对于之前依赖“拼体力”，通过彻夜排队购得车票的务工者而言，都无异于当头一棒。

信息时代的到来终究是不可阻挡的，铁路售票方式的信息化也是铁路发展历程中的必由之路。不过，在信息时代，个体对于信息的收集、分析、运用和操作能力开始显得越发重要，在以往的阶级社会中，财富常常成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但在信息时代，对于信息的获取和运用能力也将逐步影响一个人的阶级属性。换言之，信息社会一定程度上重构了社会阶级的内涵。作为不通网络技术的打工者而言，在买票时间上获得先机的网络购票一经推出，也就宣告了过年回家概率的锐减。而更为无奈的是，铁道部的这样一种举措符合的是社会主流人群的利益，属于吻合历史方向的行为。

但显然，在信息时代，我们也需要照顾信息意义上的弱者。对于一些没有能力通过网络购票的底层民众，铁道部应给予更大程度的政策倾斜，推出更为具体切实的服务来维护这部分人购买火车票的权利，这也是在维护他们回家过年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