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家发改委要求公务用车每周按照牌号限行一天的规定，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认为，这主要是号召性的，真正实施有一定难度。如果一刀切限行，可能产生两个后果：一是这个车限行，其他车多跑，从使用结果上看是一样的；二是部分单位如果限行后车辆不够，可能会买新车，这样还起到相反的效果。（2月8日《新京报》）

正如叶青代表所言，面对公车限行，结果往往只会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公车改革目标如果脱离实际，或只追求表面效应，只能是期待越大失落越大。国家发改委之所以要求公务用车每周按照牌号限行一天，着眼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缓解日益拥堵的交通。有资料显示，北京奥运期间公车停驶率达70%，但并未影响公务，这说明较大幅度地减少公车数量并不会影响政府正常工作的进行。因此，笔者认为，与其规定公车限行不如削减数量，这才是治本之策。

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摸清家底，向社会公布现有公车的存量。去年，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公布了该市的公车数量：截至2010年底，北京市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实有数为62026辆，其中市级公务车20288辆。虽然统计口径有些争议，但这种公开毕竟是全国首次，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和积极意义。公车总量信息缺失，公众就很难推算各部门公车的运行费用，细致地比较和评判自然也无从“下嘴”。

仅有明确的公车家底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彻底地、大幅度地减少公车数量，这是真假公车改革的试金石。应该把公车减少到什么程度？自然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有些原则是应该明确的。比如，以1994年公布的《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为依据，只能在它的基础上比它管理更严格、数量更压缩，而绝对不能以长期以来公车消费极度失控泛滥的现状为依据，绝对不能借改革之名把历史造成的非法获得利益固定和保护起来。另外，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也是可以借鉴的。比如，据报道韩国首都首尔只有47台公车，政府机关运转和公务员办公依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这些做法和经验都值得研究，吸纳到公车削减的改革方案中。只有实打实地把公车的数量降降到与公务活动相对应，才能真正体现各级党委政府推行公车改革的决心，才能真正取信于民。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赞同叶表代表的观点，公车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号召性的“公车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