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结：特权意识太重致公车过滥

公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节能减排节支，既然政府机关公车可以每周停驶五分之一，那就证明这部分公务车运力是“冗余”，就应当顺应公车改革的深入果断拍卖处置。仅仅限行不过是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公车数量膨胀、开支高昂的顽疾。与限行相比，公车改革更应当限量、限支出和限特权。

从领导级别配备，到货币化补偿，再到酝酿取消各部门公务用车，回顾我国近20年车改历程，大多数改革最终不了了之，少数能够执行的改革要么是头痛医脚，不见疗效，要么是反而加重了财政负担（如有些地方车改后既领了补贴，公车也还是照样开）。

“中国的乡镇一级干部就有专车，公车费用占到了整个行政经费的20%到25%，老百姓意见非常大”（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语）。可见公车泛滥到了何种程度。公车的泛滥，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特权的泛滥。公车改革的主题就是要“减少公车数量及运行成本”，把公车数量及运行成本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公车改革，限量才是治本。

世界上许多国家对公务配车和公车标准及适用范围有严格规定，一般只有内阁部长以上人员才可以配备专车，但也仅限于执行公务，下班以后的私人活动一般乘用私家车，并且官员的配偶或亲属通常不可以使用公车进行私人活动。如香港特区政府有公务员近17万人，仅香港特首加上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立法会主席等20余名公职人员可以享有专车待遇。而且，公车车号全部公开。

事实证明，公车管理并非“世界性难题”，也不是什么“历史性难题”，公车改革之所以总是“只闻雷声，不见下雨”，都是特权意识作祟，领导们割舍不了屁股下的荣光。什么时候领导们的特权意识少了，执政为民的思想多了，就会狠下决心，严令限制公车数量和使用范围，公车改革成功之路就会很快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