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洪山区二郎庙污水处理厂的院墙外，9栋违法建筑的居民楼一字排开，被人称为武汉“最牛违建楼”。据了解，武汉市水务集团一名副科长出具了一份虚假证明，违建楼因此一路绿灯，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5亿元。日前，此人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3月26日《京华时报》）

有关方面把“最牛违建楼”的建成，归咎于当地一名水务集团副科长出具的虚假证明。照笔者看来，一名副科长的虚假证明或许是始作俑者，但要想造就武汉“最牛违建楼”，恐怕还是夸大了他的能耐，事实的真相经不起简单的推敲。

比如，为何开发商没有合法审批手续，却敢投巨资建设？这无疑与当前对违法建筑的执法或硬或软、随意性大的现状不无关系。在更多时候，除了“领导高度重视”、“社会反映强烈”时，采取“统一行动”、“集中整治”外，有关部门对违法建筑的处理往往失之以宽、失之以软。实际上，一旦违法建筑建成，开发商的利润便与业主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执法部门就难以付诸强拆，最后只好以罚款了事，这叫“先上车，后补票”，而且“补票”的成本比“买票”要低得多。

又比如，为何等到违法建筑生米煮成熟饭，才曝光于公众目光之下？9栋楼6万多平方米的违法建筑规模，并非一朝一夕就可建成。在建设过程中，规划、国土、建设、城管等监管部门的身影到那里去了？面对群众的不断反映，有关部门核查处理的情况又如何？这些都不是一位副科长出具的虚假证明所能阻挡得了、掩盖得住的。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曾公开点名批评这些违建楼，痛斥其违建“越建越有水平”，这种水平就更不是这位副科长虚假证明所能造就的。

武汉“最牛违建楼”不但挤占了污水处理用地，而且严重损坏了城市形象，更造成了上亿的经济损失——如果按法律法规处理，违法建筑可能将被强制拆除。如此一来，于开发商者而言，巨额投资自然是打了水漂；于广大住户而言，或许将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追赔官司；于国家而言，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于社会而言，大量的建筑材料变成建筑垃圾，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这样严重的后果，让一名副科长的虚假证明来承担，既承担不了，也承担不起；既难以自圆其说，更难以取信于民。

对于违法建筑来说，亡羊补牢远不如防患于未然。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并非上策。不彻底揭开“最牛违建楼”的幕后推手，不彻底斩断违法建筑的利益链条，不严厉打击其中的渎职行为和腐败行为，“最牛违建楼”的记录恐怕还会不断被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