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的一句话“54%医生表示曾接受药品回扣”，成为各大网络关注的焦点。昨日，饶克勤对此回应称，他本是引用别人的研究数据，来说明加强医疗行业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却被媒体断章取义。（11月4日《南方都市报》）

医德现在是一个“流行”词汇。在对很多医疗事件或现象的观察中，用医德败坏来解读是最省时省力的。医生收回扣，是医德问题。医生误诊，是医德问题。药品支架滥用，最后还是医德问题，是不是一用就灵的“万金油”？

但事实上，这些问题如果把原因简单的归咎到“职业道德”或“个人道德”上，把“医德”当万金油来用，那是一种很偷懒的选择。

任何时候，道德的主要作用是约束自己，可不是成为批判别人的武器或工具。当一个人居高临下的说，“你”（医生）道德水平太低，需要好好接受改造和提高，最好是由“我”来教育和帮助“你”，其实这隐约已经是一件不太道德的事情。你有办法证明，“你”的职业道德水平（自律水平）就一定比“我”的高？或者说，在所有职业的道德水平中，你可以证明惟独是医德水平是远远落后于其他职业群体的。

更关键的是，这样做对改变现实几乎是无济于事的。如果光是提高职业道德可以解决权力体制问题，那就根本不需要再花那么多力气搞改革。真正理智和理性的人们，从来都不会迷信这一点。比如，官场的腐败，难道通过教化和感化，提高官德就可以改变风气？房地产商们通过欺压和暴力，哄抬房价，需要呼唤“房德”？那些不愿意进行安全投入，依靠牺牲安全和生命为代价来牟取暴利的煤老板们呢?我可不相信问题就全出在“煤德”低下上，更不相信加强“煤德”建设，就能够浪子回头。

左右一个人行为的所有动机里，道德的作用很可能不是决定性的，没有谁不喜欢和希望自己是一个名声好的“好人”。而真正起决定性的因素是利益动机，利益分配决定一切，这才是桌底下的秘密。

以药品回扣为例，医生之所以收回扣，不是因为他们职业道德一夜间突然全沦陷了，变成了一个“坏人”，所以他们才去这样干。真实的原因是，在一种“多数人受害，少数人得益”的利益分配体制下（以药养医），医生必须得通过收取这种报酬，才能更好的适合岗位需求，干好自己的工作。它很荒唐吗？其实并不荒唐。在这种分配机制下，如果医院不和药企们合作，医院有可能会经营不下去，甚至倒闭。医生如果不和药商们合作，他们帐面的公开收入，能不能维持他们的生存需求？这是一个问题。除了生存，同样还有过得更好的动机，这些动机在决定着医生要和谁坐在一起“吃饭”，决定着他们会“喜欢”谁。尽管，我们都不喜欢眼皮下的这个事实。

解决药品回扣的问题和出路，应该是权力主导下的利益格局调整，把屁股坐向药商们的医院和医生拉回来，让他们和公共利益和患者坐在一起，成为监督和控制药品质量和品种的“警察”力量，而不是被其“收买”，成为最后一层的药品销售商。

既然，左右和驱使医生收受药品回扣的根本不是道德因素，为什么还要在医德上那么寄托厚望与“孜孜不倦”？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考太懒惰了吧？这种“医德”随时脱口而出的风气应不应该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