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简称“中南财大”）投入近2000万元，推出“文澜学者”人才计划，计划提出一项特别要求：入选学者在受聘期间不能担任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职务。该校领导称，这是继校、院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后，推进高校“去行政化”的又一举措。

人才遴选，向领导亮红灯，中南财大的“另类”举措，备受舆论关注。做官与教研的不复兼容，打破了官员、学者可“双肩挑”的惯例，促使着政学分离。这般去行政化的努力，无疑是朝向教育本位的进步。

长期以来，政、学不分被作为教育沉疴之一，受到诟病：不少人认为，权欲侵蚀下，部分治学者会陷入权力崇拜，从而会滋养学术浮躁，无益于良好治学氛围的形成；权力干扰，也会降低学术引力，蚀化教育质地，削弱高校的文化创造力。将二者隔离，也成了扭转行政化导向的钥匙。

去年9月，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宣布“两不”决定——在校长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还曾引发热议。大多数民众认可此举，认为“不带头做学术的校长未必不是个好校长”。“两不”决定，旨在将行政权力从学术资源配置中剥离，避免权力通吃。毕竟，管理者分身乏术，难以两头兼顾。

事实上，高校“去行政化”，无论从个案推动上看，还是从教育本质廓清上讲，都是大势所趋。在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就明确写道，要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而多所高校，已在探路，如吉林大学2009年就厉行改革：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

近几年来，关于“政学分离”的共识，更是演变为高校突破的智识驱动。前几天，就有媒体曝，山东临沂大学通过大幅提高教授岗位待遇，吸引8名具有正高职称的在职处长“辞职从教”，这种激励，也为高校去行政化提供了路径上的参考。

鼓励“辞官从教”也好，人才遴选的大门向领导闭合也罢，说到底，都是指向“去行政化”的进步。通过规则重构，来确立良性的价值引导，让官员与学者不再“符号叠加”，政学不复在教育领域“枝蔓缠绕”，高校的官僚化烙印会淡去，与此对应的，是人文格调的循序提升。

当然，去“行政化”，迈出步子后，前进路径或是波浪式的。秩序重塑，摆脱不了利益钳制，但它并不缺乏依撑——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育诉求、民意期许等，都在加固着改革支点。

（相关报道见11月28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