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大东鞋业的一场大火夺走了16条生命,由此引发的地方政府整治行动在节前就已展开。整治行动在节后依然延续,但被整治的鞋企业主开始反弹。2月17日,数千中小鞋企业主聚集,抗议有关部门强制关停鞋厂:“做了几十年,现在因为一场大火,突然就大批量关停我们的企业,也没给出一条安置的出路,以后我们怎么办?”有专家指出,因为安全整治而强制关停本小利薄的鞋企,给人因噎废食之感。(2月20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事故之后,“整改”素来是例行动作。温岭的故事,与过往旧例并无二致。只不过,因其力度之大、牵涉之广,终究引发了当事人的强烈反弹。以“生计无着”之名,众多企业主情绪激动地宣泄着不满,其间更夹杂着一种复杂的失落和迷茫。何以至此?何去何从?如果说那场忽然的大火是飞来横祸,那么由此招致的一揽子“关停封拆”,又何尝不是殃及池鱼的无妄之灾呢。

职能部门雷厉风行的整治,无疑理由充分且正义凛然。面对质疑,它们需要用高效有力的行动,来平复四面涌来的舆论压力——预防短期内悲剧重演,也是为避免将自身置于彻底的被动局面内……一场代价沉重的火灾,将温岭制鞋业混乱的行业生态,以及隐患重重的安全境况暴露于世人面前。在此背景下,当地监管者变得更加谨小慎微,乃至陷入一种“宁可误关,不可放过”的偏执状态中。于是乎,一片鞋企应声而倒,可谓无出所料。

有意思的是,监管部门与制鞋企业间,那种随时变化的微妙关系。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监管者基于产业发展的考量,一直默许甚至纵容那些“违规”的生产行为。也正是得益于此种宽松的环境,温岭的鞋厂方才如野草般疯长；但时过境迁,一次意外改变了一切。如今,曾经无比宽容的监管者,摇身一变变得不近人情、无比严苛。或许自始至终,所谓“监管”,也不过是审时度势的“随行就市”而已,没有稳定尺度只有见机行事?

执法者没有笃定而独立的标准,必然导致“执法对象”无所适从。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倘若不达标的工厂理应被关闭,试问当初放任其滋生的管理机构是否也应被追责呢?然而现实是,违章的制鞋厂被疾风暴雨般关门停业,而那些前后矛盾、态度游移的监管者,仍旧心安理得如从前一般模样。由此,也就难怪鞋厂企业主怒火中烧了。

行政执法,既要坚持唯一的尺度,给人以稳定的预期；同时,也应尽量周全行政相对人的诉求。具体到温岭事件,监管部门除了将鞋厂一关了之,显然还有着别的义务。比如,提供更多的专业引导,帮助企业主们获得合法资质、排除安全隐患、改造违章建筑等等。当然更高的层面内,则当引导分散的产业布局聚合升级,以规模效应消解作坊模式的固有顽疾。只是需要厘清,该过程始终还得依靠市场调节和资本引导,而非祭出行政强力强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