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间，以拾荒为生的刘向明夫妇在不懂避孕的情况下生下10个孩子。5月26日，5岁的老七在苏州的一个水坑溺亡，经当地媒体报道，超生之事才被曝光。（6月9日，新华网）

18年后，58岁的刘向明带着妻儿第一次回到自己的故乡邳州，首要解决的问题，却是孩子的户口和超生的罚款问题。

刘家老七溺亡的事实曝光后，当地政府考虑到刘向明一家的情况，组织人员登门造册，积极商议办户口、办低保等问题，但对刘向明关心的超生罚款，相关人员则表示，将“依法依规”办理，“该罚的肯定要罚，但你罚多少，他都交不起这个钱。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过得越来越好。”

当然，社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爱不是纵容、鼓励超生，也不是为了体现好人主义，充当“好好先生”。政府积极作为的目的，是希望老刘一家改变生活现状，尽快脱贫致富，越过越好。可是，他们的窘境却是因刘向明的无知造成的。这场无知导致原本贫困的家庭“越穷越生”，致其捉襟见肘漂泊为生，最终还是苦了孩子。

那么，面对这类人群，政府该如何作为？

现如今，很多地方的农民身上，都存在着相同的问题，他们的文化素质不高，经济也不太富裕，属于文盲加法盲。“超生罚款”这样的约束对他们来说，完全是句“空话”。因此，我们要想解决此类问题，首要是要保证政策宣传“包场入户”，保证通过教育提高其子女的素质，佐之一经济的发展，彻底改变他们及其子女的生育观念。落后的生育观念不改，超声罚款之困将永远在恶性的循环中游离，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