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方艳华因忙于教学无暇搞科研，被校方止聘。在导致清华不再续聘方艳华的各种规则中，少不了的一个支撑是清华大学的基本定位：中国顶级的研究型大学。

在大学评价中，中国高校被划分为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等类别。不同类别的学校在发展目标上有不同的侧重点。研究型大学以科研为重点。对其进行评估考核也主要看科研指标。

应当看到，这种分类体现不同高校的特征，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在高校评估与管理中，分类结果却被机械化理解。高校一旦被列入研究型大学，或者期望成为研究型大学，便会无一例外地以科研重于教学为至高无上的准则。尤其是在研究型大学，不分院系性质和具体工作特点，科研指标被强行分摊到每个教师头上。在优胜劣汰的名义下，完不成指标很自然地成了“劣”，轻则被扣发岗位津贴，重则以“非升即走”或“非升即转”的名义被淘汰。

即使在最顶级的研究型大学，不同的教师根据工作性质不同，教学任务差别极大。从事外语、思想政治和数学等公共基础课教学的教师，其课时量是其他教师的两倍甚至多倍。不仅用于科研的时间明显更少，而且课程特点决定他们的论文发表和科研项目申请难度远超过专业课程的教师。

人才培养是包括研究型大学在内所有高校的根本任务和第一要务，而本科教学又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基础和核心。本来，在畸形的评价和考核标准下，潜心于本科教学，长期默默奉献的教师已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如果再在研究型大学的名义下淘汰优秀的教学型教师，不仅会挫伤这类教师的工作热情，撕裂不同类别教师间的团结与和谐，还会让莘莘学子沦为最终的受害者。

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每一名教师理应高度重视科研、重视创新。研究型大学最为强调的也是创新的理念。但创新既包括论文和项目中的创新，也包括三尺讲台上的创新。如果机械地认为研究型大学的每个教师都只能以一种方式创新，把不愿以这种方式创新的教师从讲台上赶走，这追求的不是创新的最大化，而是论文、项目等可量化创新形式的最大化。这与其说是重视科研，不如说是走上了科研原教旨主义的极端之路。这不是单个高校的问题，而是规则出了问题。

创新离不开包容。越是研究型大学，越是重视创新，就越应该富有包容精神。科研原教旨主义是对教学主导型教师的打压。研究型大学在容得下科研主导型教师的同时，可否考虑对教学主导型教师多一点包容？

▲(作者是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